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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教育属于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这是经济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至今这场讨论也未结束;本文对理论界各种不同观点做了梳理分析，得出了教育是“优效型公共物品”的结论;对教育这个物品的“定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涉及国家和市场由谁对其承担起主要提供责任的理论问题;文中分析了私立教育存在的理论根据，通过公共选择理论的引入，研究了公立教育的最优水平的决定过程，并对教育代金券的设想、信息不对称导致学生贷款市场不足、政府与市场……
几乎所有西方福利国家都将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福利项目，所以，它自然是西方福利国家经济学中一个不可或缺并且非常成熟的研究领域。在现实世界中，教育的“价格”差距非常大，例如(大学)在美国等英语国家学费很高，而在欧洲大陆国家基本上是免费的。战后以来，经济学家们对教育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很活跃的，并主要集中在教育的性质、财政来源、供给和需求的效率等方面。
教育的性质
自从1954年萨缪尔森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区分开来并正式使用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这个概念以来，(注：Samuelson,P.A.(1954),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Nov.pp.387-389.)经济学家对教育是否属于公共物品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是公共物品，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是教育是私人物品，例如伦敦经济学院的巴尔(N.Barr)教授就认为“教育不是公共物品”。(注：Barr,N.(1998),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29.)这个争论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关系到教育这个产品的供给方式和财政来源问题。
巴罗(Robin Barlow)教授在1970年的一篇讨论美国地方学校财政效率的论文中认为，教育是一个纯粹的公共物品。(注：Barlow,Robin(Sept./Oct.1970),Efficiency Aspects of Local School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8:1028-1040.)巴罗的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对实证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贡献”，(注：Barzel,Yoram(1995),Productivity Change,Public goods & Transaction Costs,Elgar Edward Publishing Inc,p.160.)在文中巴罗试图以美国密执根为案例，对教育的实际水平和最优水平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个人(或家庭)的投票行为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指出，如果额外退税的价值超过税收的增加，家庭将投票赞成更高的税收水平，最后巴罗得出的结论认为，密执根1956年提供的实际教育数量水平并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巴罗的论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教育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也有人认为教育是准公共物品，还有人认为教育是优效型物品，还有的经济学家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教育是纯粹的私人物品。正如巴尔所言，教育可以引发形式多样化的外部收益，包括生产收益和文化收益等。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力是很难测量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忽视它们。(注：Barr,N.(1998)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28.)教育的最优数量水平是指这样一种水平，在该水平下，个人需求的纵向加总等于为这些个人提供教育所需要的边际费用。如果教育是一种纯粹的公共物品(如同国防)，向一个人提供的总量就可以向所有人提供。换言之，纯粹的公共物品的重要特性之一是每个人对其享用的数量都是相等的，即数量上具有均匀性(uniformity)和个人需求曲线可以纵向加总等特点。但事实却是，教育不可能在消费上具有完全的可分性。
从教育的“生产”方面来看，它并不具备纯粹的公共物品的特征：接收的学生越多，需要的教师就越多，校舍就越大，因此成本也就越高。当然，在超过一定的规模之后，教育具有一种“成本不变”(a constant cost)的特征。但从消费方面来看，教育具有一些公共物品的特点，这是因为“教育的报酬”(the returns from education)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尤其对社会来说，其报酬远远超过了受教育者个人，并且，教育的性质越接近于公共物品，相对于整个社会的那部分报酬来说，受教育者个人获得的报酬份额就越少。
反过来说，如果把教育看做是一个国家范围的公共物品，那么，在美国一个州的范围进行的教育就是一件不经济的事情了，人们就应该看不到州立教育或地方教育，更不用说私立教育了，正如人们看不到每个州都提供国防设施一样。事实是，美国的教育主要不是由联邦政府直接经办和资助的，甚至大多数州立法将教育留给地方机构去实施。由此看来，“教育的收益”(the benefits from education)的传播性是非常狭窄的。此外，私立教育的广泛存在及其与公立教育并存这个事实表明，教育不是一个纯粹公共物品，即使含有一些公共物品的成分和因素，那也是非常有限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那些无子女的投票人来说，他们绝大部分人投票反对教育的公共支出，例如，43%的投票赞成教育征税的人没有学龄子女，而66%的投反对票的人没有学龄子女。(注：Barzel,Yoram(1995),Productivity Change,Public Goods & Transaction Costs,Elgar Edward Publishing Inc,p.162.)
上述分析说明，第一，教育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公共物品，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私人物品，而是一种“优效型的公共物品”(merit goods)，或称“准公共物品”(quasipublic goods);第二，公共部门提供教育的均匀性(uniformity)的政策目标以及由其所允许的纵向需求加总是由公共部门强加的，是福利国家出于“父爱主义”的考虑，而绝非是由教育这个“物品”本身的技术性质所必须的和决定的，即公共部门提供教育的动机绝非出于“教育是一种公共物品”的考虑;第三，那么，如何进一步解释私立教育的存在呢?私人部门提供私立教育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私立教育存在的原因
如同其他公共物品一样，公共部门提供教育的数量决策来自于公共选择;所不同的是，公共部门提供教育的实际数量一般来说就是主要投票人(crucial voters)所赞成的合意数量即在多数原则条件下中间投票人(median voters)的合意数量。这个数量一般来说与最优数量是不同的。实际的教育数量在现实世界中是否“最优”，还取决于一些其他因素，例如，取决于家庭的“价格”及收入，而后者对不同家庭来说是有很大区别的;于是，私立学校的存在就成为可能的了，它为获得合意的教育数量提供了机会。
从教育的需求方面来看，应该区分以下两个概念，即投票人对公共部门教育支出行为所表现出的需求和对私人部门所表现出的需求。对于前者来说，教育数量水平的提高适用于所有人，因为只有当所有人都获得同样的额外的教育时，个人对公立学校额外教育的需求才会得到满足，因此，个人的需求反映了由额外教育所带来的直接利益和每个人都获得同样额外的教育所带来的间接利益。所以，这种“外部性”基本上被“内在化”了。另一方面，私立教育条件下不会发生这种内在化，因为私立教育的增加与否仅对他们个人的需求或很小一部分人的需求有意义。
由于公立学校的财政来自于税收，所以，只要家庭所在地属于该学区内，他的教育税收就不能免除，除非他拒绝使用公立学校的服务(从理论上讲)。如果来自合意的而不是均匀的(uniform)教育数量的净收益超过了额外的费用，家庭就还可以选择私立学校。有些家庭对教育数量的需求少于公立学校提供的数量水平，所以，对于这些家庭而言，就读私立学校的成本永远是超过其净收益的，因为这时他的收益是负的且支出是正的。但有些家庭对教育数量水平的要求超过了公立学校所提供的标准，所以对这些家庭而言，净收益可以超过其额外费用。
现在，我们假定中间投票人总能获得他所合意的教育数量水平，私立学校的成本/单位是和公立学校完全相同的，还假定公立学校的资金完全来源于居民的财产税，并假定财产评估在各家庭之间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还假定，中间投票人或关键投票人的收入一般来说是少于中等收入的(median income)。在上述若干假定条件下，对不同的家庭来说，其教育“价格”的差距就非常大。此外，当收入增加时，教育的需求数量也会随着增加，因此财产税也将增加。巴罗指出，(注：Barlow,Robin(Sept./Oct.1970),Efficiency Aspects of Local School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8:1028-1040.)当收入增加时，教育数量水平提高以后所带来的收益比额外的税收成本增长得快。因此，边际的收益/负担比率(marginal benefit/burden ratio)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合意的公立教育数量水平也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例如，如果对一项将教育数量水平提高到中等收入合意水平以上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这时，边际的收益/负担比率较低的那些人即低于中等收入的那些人将会投票反对提高教育数量水平，并且投票表决的最终结果将是教育的数量不会超过关键投票人所合意的数量。但是在对将教育数量水平降至中等收入那些人的合意水平之下的提案进行表决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收入刚刚超过中等水平的那些人将会投票反对降低教育数量水平。
华盛顿大学的巴泽尔(Barzel Yoram)教授在巴罗的研究基础上引申并发展了巴罗的论述，并由此得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注：Barzel,Yoram(1995),Productivity Change,Public Goods & Transaction Costs,Elgar Edward Publishing Inc,p.164-165.)随着收入的增加，合意的教育数量水平和公立学校提供教育的均匀数量(uniform amount)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将会增大，这种差别和矛盾将会使得私立教育愈发具有吸引力。当这种差别和矛盾增大到足够程度时，私立教育可能会受到偏爱。私立学校的可获性将使最高收入者的边际收益/负担比率由大于1下降到0。选择私立教育的个人将会投票赞成降低公立教育的数量，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他们的税捐，这就是那些没有学龄子女的家庭总是投票赞成0水平教育数量的根本原因。由于所有低于中等收入的人也都投票赞成降低公立教育的数量，所以，经过投票确定的教育数量将达不到中等收入投票人的合意水平。因此，在巴泽尔看来，只有当参加私人学校的激励较弱的情况下，巴罗的结论才能成立，就是说，经过投票决定的公立教育的数量就是中等收入者的合意数量。当高收入家庭移出公立学校系统时，他们自己就会获得合意的任何教育数量水平，这时，他们的税收缴付事实上就成为从富人转移到社区其他人的一种转移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巴泽尔认为，巴罗所说的财产税资助公立学校的税收具有递减的性质将不复存在。
巴罗将密执根的人口按家庭的财产税和收入排序分成七个小组，A组在最底层，G组在最上层(见表1)。
表1 关于1956年密执根家庭的一些数据
家庭 居民财产税 家庭收入 边际效益负 家庭分布 家庭累积
(美元) (美元) 担率(%) (%) 分布(%)
A组 54 1249 0.04 11.3 11.3
B组 68 2851 0.14 9.5 20.8
C组 73 4028 0.26 11.6 32.4
D组 77 5291 0.41 13.5 45.9
E组 86 6530 0.56 23.8 69.7
F组 103 9390 0.94 19.1 88.8
G组 162 20321 2.56 11.2 100.0
资料来源：Barlow,Robin(Sept./Oct.1970),Efficiency Aspects of Local School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8:1028-1040，表1。
在表1中巴泽尔发现，最高收入小组由公立教育转向私立教育以后，状况确实更好一些。中等收入家庭位于E组，关键投票者也位于这组，因此，税率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如果G组宁愿偏爱私立教育，它就会投票赞成最低的税收。当家庭按照他们所合意的教育水平数量排序时，G组将位于最底层，然后是A、B组等。在这种情况下，中间投票人将位于D组而不是位于E组，并且公立教育的数量水平是满足D组合意的水平。因此，G组选择私立教育时其处境就会更好。在使用私立教育的时候，G组通过获得其所合意的教育数量将会提高其地位，而这个数量不是满足E组所合意的公立教育的数量，但是它必须支付私立教育的费用。
概而言之，巴泽尔认为，高收入家庭转向私立学校的行为将会影响公立学校实际数量水平的投票结果，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随着投票确定的公立教育数量水平的下降，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收益/负担比率将从大于1下降到0。因此，在没有私立学校的地方，他们将会支持公立教育数量水平的提高，而在私立学校允许存在的地方，他们则几乎不赞成提高公立教育的数量水平。随着高收入家庭投票支持的变化，中间投票人即关键投票人的立场将具有向低收入者方向转移的倾向，并且对公立教育的支持水平和支持程度将会下降。第二，公立教育数量水平的下降又会反过来导致更多高收入家庭移出，这个循环的结果最终将使那些继续留在公立学校系统的家庭可以获得一个礼物，即在要求使用公立教育资源的家庭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随着教育数量水平的下降，对那些留下来的家庭而言，其平均税收价格也将随之下降。由此，巴泽尔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教育主要是一种私人物品”，而不是巴罗所定义的纯粹的公共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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