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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呼万唤之中，2002年6月25日，国家教育部发布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许多校长和教师为之欢欣鼓舞，认为《办法》的出台终于使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有法可依了，但也有人认为《办法》本身就存在着种种缺憾，并没有真正解决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问题。
《办法》解决了“学校是不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这一长期以来倍受社会、学校、教师和家长关注的问题。它明确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第七条)，学校的
但是，《办法》毕竟只是一个由教育部颁布的部门规章，因其先天发育不良，在社会中发挥的实际作用也就必然要受到诸多限制。盲目抬高它的法律地位，赋予它一些不切实际的功能，反而会破坏整个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我们要看到《办法》的“作为”，更应看到它的“难为”。
《办法》对学生伤害事故的认定，可以作为认定事故责任人行政责任的事实依据，但不能作为判断相关主体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事实依据
学生伤害事故这个概念本身是行政管理上的用语，可以作为教育行政机关追究事故责任人行政责任的事实依据，如教育行政机关可据此依法对其管理的学校进行行政处罚，并可对在其人事管理权限内的学校领导人员或其他管理人员作出行政处分;同理，学校可对有关教职工进行纪律处分。但是，“学生伤害事故”不是一个民法概念，不能作为判断事故责任人是否对事故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事实依据(即构成事故与否不能影响对相关主体民事责任的判断)。人身损害才是民法概念，才是决定民事赔偿及其他民事责任的事实依据。对于这点，民法学者梁慧星教授曾严厉批评国务院1987年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该法已被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令废止)，指出“医疗事故”概念不是民法概念，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决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与《民法通则》的损害赔偿制度冲突，且该办法是个典型的行政性法规，不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法院不能依该条款审理医疗损害案件。
《学生伤害事故办法》的起草者显然注意到了学者的这类批评，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排除医疗机构承担医疗差错民事责任的规定不同，《学生伤害事故办法》以学校是否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作为其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同时，不仅仅以损害后果是否严重以及严重程度作为构成要件。这与我国民法关于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是相一致的。并且，《办法》没有规定学生伤害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以及赔偿范围和标准，而是写明：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第二十三条)：赔偿的范围与标准，按照有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有关规定确定(第二十四条)。
对此，有人认为，《办法》条款过于笼统，忽略了具体情况。如行政法学者沈岿博士指出：“从《办法》中的一些条款来看，或者是对法律的重述，或者是对现实情况过于笼统的描述，忽略具体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讲，《办法》有不合适的地方。”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办法》难为的地方，因为作为部门规章，它不能设定民事义务，规定民事责任。即使它要一并规定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也不能作出与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规范，只能重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办法》可以规定相关主体的行政责任，但不能规定民事责任
纵览《办法》，其不仅包含行政规范，如第三章“事故处理程序”、第五章“事故责任者的处理”;而且为加强所谓的可操作性，解决所谓的无法可依问题，还包含了民事规范，如第二章“事故与责任”、第四章“事故损害的赔偿”。《办法》甚至具体规定了学校、学生及其监护人甚至其他社会主体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民事权利、民事义务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作为行政机关的教育部制定的《办法》包含民事规范，规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这是不恰当的。
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责任乃社会主体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制度乃民事基本制度，一个社会主体具有何种民事权利和义务，何种情形下承担何种民事责任，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来规范。我国《立法法》第八条对此已有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七)民事基本制度……(九)诉讼和仲裁制度”。《民法通则》也专门设两章对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做出规定。同时，民事侵权责任的认定和承担也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换言之，民事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除可以由当事人调解外，惟有人民法院可以决定，行政机关不能对之作出决定或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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