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 Luo, 2002; Zhang &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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