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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财政存在一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做些解释。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内容，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农村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