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升级与政治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许多中国人喜欢拿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作比较，并从中获得一种满足。不错，由于中国比印度的土地改革搞得彻底，比印度更早破除对计划统制的迷思，比印度更积极地对外开放引资，中国五十年经济发展的总成绩好于印度。但是，如果拿教育来比较，中国人就很难有自豪感。不论是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还是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和高等学历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中国都比不上印度。现在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考虑到近年来印度在计算机软件方面取得比中国更加骄人的成绩，不能不对中国今后能否在经济发展上继续领先打个问号。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经过五十年发展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与它们的差距，如果不出现大的变乱，再过一二十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由于长期的失误，中国在教育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几乎没有缩小。美国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学毛入学率)早在1940年就达到16%，而根据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要到2010年才能达到15%，相差70多年。美国、俄国、韩国现在的大学毛入学率都已超过50%进入了普及阶段;而中国大陆1996年只有5.78%，尚处在精英阶段;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在世界各国和亚洲各国中，均有一半已超过15%的标准，进入高等教育发展的大众阶段。在这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两个大台阶。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2年的数据，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经过几十年的“赶超”，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甚至不惜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长期持续的，只有通过开发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在人均指标上赶超发达国家。

三四十年前，中国依靠留美留欧留苏归国的专家学者为主制造出了“两弹一星”，使国人感到无比振奋。但是，1993年，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79.6人，美国74.3人;1996年的中国只有6.8人，人数既少，质量更差。培养不出第一流的科技人才，这只能表明教育的不尽人意。

1949年前后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学成后自愿回国效力，而现在却有几十万留学生滞留海外，无意回桑梓服务。清华、北大等国内一流高校简直成了国外著名高校研究生院的预备班。尖子人才留不住，回不来，与半个世纪前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接受教育最多的人反而缺乏对祖国的依恋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政治思想教育的失误;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我们的大学，特别是名校，不是在针对中国的产业界、公务人员和社会培养务实的人才，传授真正的知识，他们在学校所学与现实的中国社会实际完全脱节，实际上中国的大学生毕业以后面临的是两个选择：要么去国外深造，实现自己从小被培养起来的成为科学巨人的梦想;要么走上社会，从头学起，抛弃一切在学校里学得的知识甚至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而在中国这样急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渴求着人才，而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分配却越来越难。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中现代知识的传布仍然是在民间、在实践中缓慢地断断续续地进行，说得尖刻一些，我们的大学教育，对这个民族是一种奢侈的浪费。当然，这不全是教育系统的责任。十多年前，国人从《参考消息》上得知，美国人对本国基础教育批评甚多，对东亚国家的基础教育则赞赏有加，那时还可以有一丝安慰：即便高等教育比不上你，基础教育总算不比你差。现在出国的人多了，对于国外的真实情况更加了解，就连这点自我安慰也无法保留了。就算中国孩子在幼儿园学的算术就足以应付美国小学一二年级的算术课，就算中国小学生多位数乘除法的演算能力为美国同龄人望尘莫及，那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难道有计算器不用非要笔算才叫聪明吗?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二年级小学生可以独立做“研究”项目，从图书馆借阅十几本相关图书后，分几个小标题写出好几页纸的“论文”;初一学生可以在独立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老鼠有决策能力吗?》、《音乐(古典音乐、乡村音乐、摇滚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辛辛那提地区的气温与环保》这样非常专业化的研究报告;令中国的大学本科生都会感到汗颜。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没问题的学生才是好学生，从中小学到大学培养的都是“贝多芬”(会背就能多得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当好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螺丝钉”，难以经受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激烈竞争的考验。中国至今制造不出自己品牌的高级轿车和干线民航客机，既是因为缺少具有创新意识的设计师、工程师，也是因为缺少头脑灵活、动手能力强的合格技术工人。

比较古今中外的教育，不仅要从数量和质量上考察，而且要评判其公平程度。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以及“映雪囊萤”这一类的典故，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相当的公平性。美国教育的公平性，获得了权利法案以及教育贷款等一系列制度化的保障，以至出现了所谓的“逆向种族主义”(譬如考试成绩差的黑人可以比考试成绩好的白人优先录取、录用、提升等)。但在当代中国，社会不公正却渗透到教育系统的血液中，成为见怪不怪的常规。在全国范围内，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其他省份要低上百分，北京考生的录取机会比其他省份考生多好几倍;在一个地级市的范围内，市区的中专录取分数线也比郊区和辖县低几十分，城市考生的录取机会比农村考生多好几倍。现代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统来调节，中下阶层子女一般是通过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来提升社会地位，而个别成员地位的升降循环则有利于维持社会整体的稳定。受教育机会本身的不平等，再加上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则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愚昧和贫穷凝固化，从而造成社会紧张，危及中国的整个现代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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