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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教育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

自「革命」的中国走上「建设」的轨道以来，教育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中扮演的功能越来越明显。这种作用的本质体现是，教育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得以发展的动力，是其向上流动的前提。在这种状况下，为了寻求和落实个体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权，并促进最终的社会平等，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教育的平等无疑应该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首选目标，也是政府理应遵循的道德律令。

但是，大量的经验事实和学术研究表明，当中国的教育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时，教育的不平等也在一道增长或扩张。且不论偏远和并不「偏远」的农村地区的「棚户学校」或「露天学校」，单看北京城区耗资数亿元的「超现代化」豪华小学及其城郊散布的备受打压的「民工子弟学校」，这种极端对立的现实图景所展现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就足以让那些尚未麻木的公民哭泣或者愤怒。它也意味着，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并没有发挥缩小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反而因为其自身的不平等而成为扩大整个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动力机制。

自然，「哭泣」或者「愤怒」都无助于客观认识不平等的现实状况。本文的任务是，利用一些无法被掩盖和封锁的统计资料和调查研究资料，尽可能系统地描述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制度根源、现实表现以及最终归结。本文所说的不平等包括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各教育阶段受教育者入学机会的不平等，以及教育者所得待遇的不平等。

二　教育不平等的根源：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

(一)二元分割的教育

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它是一种双重的二元教育制度。其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 「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在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其实质内容是，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向着城市学校和各级学校中的「重点」倾斜。其直接结果是，分属于两种制度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的实现程度截然不同，不同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必须宿命地面对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正如整个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二元制度一样，发端于50年代的双重二元教育制度有着历史背景和体制根源。在计画体制的逻辑驱使和「赶超战略」的现实压力下，政府可调动的有限资源难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接受同样的教育，农村教育的投入便主要成了农村的事情;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快出人才，将有限资源较多用于兴办「重点」学校也就成为自然选择。在缺少对具体个人和群体的权利进行尊重和保护意识的特定历史阶段，二元制度的产生并非不可以理解，而且确实被普遍接受了。但是，当权利意识随着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而逐渐觉醒之后，这种制度并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反而被强化了。

(二)农村和农民的教育经费重压

就城乡角度而言，强化这种制度的表现就是在农村推行分级办学制度，即实行「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相应的办学经费由分别由县、乡镇和村支付，而城市的办学经费则由城市政府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