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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结构的协调平衡是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结构的“断裂”则会对社会改革产生制约作用。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以及我们采取的不均衡发展策略，当前的社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堕距”和“断裂”。这种状况是素质教育困境的社会根源，推行和研究素质教育都要紧密结合这个特点并遵循社会结构协调平衡的规律。

关键词：社会断裂;二元结构;素质教育

SOCIETY STRUCTURE IN SPLIT AND QUALITY EDUCATION IN DIFFICULT POSITION

Abstract: The balance of social structure is the basis of soci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plitting society structure can hinder soci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wing to the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unbalance-developing policy that government has taken in the past, society structure is ‘lagging’ and ‘split’ nowadays, which is the origin of the difficult posi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When we carry out and study quality education, we must consider the cultural structure.

Key words: splitting society structure; dual structure; quality education

一、 社会结构的断裂

现代社会是异质、分化的社会，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并不是均衡地分布在“地理——社会结构”中的。这样，整体的社会中同时存在着若干相对独立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的社会结构成分，即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社会成分共存于一个社会之中。人们通过社会制度既可以加速也可以减缓这种社会分化，甚至由于私有制、历史国情和统治者的政治态度等原因，也会刻意地分隔以使各个社会成分之间无法保持 “能量交换”关系，这时候，社会结构整体就会“各自为政”地处于几个不同的时代中，相互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就形成社会结构的断裂。各个亚社会结构的性质、水平、利益要求差别很大，而政府在一定时间内的政策总是有一个主导性的目标，无法同时体现各方的利益，这样也就会以一部分人的利益掩盖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同时存在，(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的)，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无法容忍的程度，这时候，社会动荡就不可避免了。 社会结构的协调平衡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社会结构的断裂是“文化堕距”[1]和社会分化的极端化表现，它不仅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也会对附着于社会结构之上各种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起牵制作用。整体的社会结构断裂问题不解决，各个社会子系统的改革(如教育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等等)是很难奏效的。所以我们在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子系统的改革的时候，应当以社会结构状态为背景和参照系，把人们解决问题的热情和理智引到问题背后的根源上来，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地疲于应付，力图在更根本的层次上获得突破。当那些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社会改革步履维艰的时候，尤其需要结合社会结构背景来分析。

二、我国的社会结构现状

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和内涵，即使可以在形式上跨越某个社会阶段，该阶段的内容或者社会结构运动过程也是不能跨越的。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更替的原理来看，社会主义本应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包括物质、制度、观念)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但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缺乏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阶段。费孝通先生称我国百年来的历程是“三级两跳”，“我们的第一跳还在进行当中，有的地方还没有完成，现在却又开始下一个更大的跳跃了。但是，不把缺下的课补足(指第一跳还没有完成——引者注)，是跳不过去的，历史不是过去了就算了，历史会对今天发生影响的。”[2]所以，现阶段就有了一个“补课”的任务，实际上是指补资本主义的课：既要补本应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完成的对封建主义的克服的任务，又要补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物质、制度、观念三个方面发展和积累的过程。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扬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课题，这就有一个“历时态问题共时态解决”的特殊问题。“补课”的内涵不仅指物质层面，还指制度和观念层面;比如，物质层面要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任务——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只注重了这一方面，制度层面要补民主共和、法制化、政党政治，观念层面要补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等的课。但补课的前提是，在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下进行。所以，在这个阶段，社会结构具有“两重性”，再加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发外生”的特点，社会结构就变得更为复杂了。下面对此具体分析。

(一)物质层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但是，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是一直在认为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经济发展几乎成为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的代名词。好像只要是能把经济效益搞上去，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一时间，经济效益问题成为一切事情的判断尺度和评价标准。”[3]而忽视了社会结构的协调发展。这样以来，在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同时，由于“两重性”和“后发外生”的固有特点，再加上我们以经济发展取代了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导致社会结构断裂的问题和经济利益至上的问题大量存在着，而且还有日趋严重的趋势。关于社会结构断裂问题。由于“底子薄”、农业比重大、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均衡等原因，而我们实行的又是不均衡发展的策略(如“挖农补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所以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比重中，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甚至知识经济的成分并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拉大，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很大，有的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有的还在前工业化时代徘徊，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称之为“断裂的社会”。关于经济利益至上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忽视了对制度和观念的改造和提升，导致了物质、制度、观念三层面之间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长期被压抑的、人们内心深处固有的对利益的追求迅速膨胀;所以这些就导致了经济话语和经济思维方式决定社会的一切，经济利益尤其是短期经济利益成了判断各种活动的价值标准。 传统上的经济二元化，再加上社会结构的断裂，使得整个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两极化。“传统的类中产阶级(指在我国过去的严格的户籍分割制度下的城市居民，他们比农村居民的地位优越不是因为财产，因此，他们和财产分层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同，所以称为“类中产阶级”——引者参照原引文注)的地位已大大下降，其结果是社会中间层的萎缩和社会下层的膨胀，……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这是一种新的两极结构。……如果将中国居民收入做成人口金字塔的话，那么，中国总的收入结构是中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这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而中间偏下层人数众多。因此，还是具有两极社会的特征。1994年我国居民的收入情况中，最高收入的1/5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50.13%。高收入层占有的高收入显然是侵占了低收入层的利益，但同时，它也侵占了中间层的利益。中间的1/5家庭占有总收入的比例为15%左右。这就是说，连中间的1/5家庭都得不到相应的20%的份额。这样，中间阶层，实际上已被推到了中下层的地位上。”[4]“据估计，中国现有的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有一亿左右，占总从业人数的14%左右。再加上日益边缘化的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处境日益艰难的农民阶层，中国现在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处于社会下层与边缘化状态。”[5]

总之，中国当前的中间阶层不发达，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小，并且中间阶层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分化。“我国的中间阶层占从业人口的15.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80年代，美国为33%，日本为28.7%)。”[6]中间阶层的欠缺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严重，金字塔的顶层狭窄，底层庞大。社会上存在“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的没有掌握新技能的下岗职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外的小农经营式的农民、被甩在城市就业体系之外的出卖劳力的农民工”，“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大”。[7]这种情况会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加入世贸组织而进一步加强。由于8亿农民的生活还很困难，城市下岗工人人数众多，中等收入以下的人口占大多数;所以，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还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过渡的阶段，后工业化的比重还是很有限的;另一方面，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十分明显了。

社会资源可以分为生存性资源和发展性资源，以生存性资源为主，发展性资源仍然属于稀缺资源;相应地，人口也可以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生存型人口占大多数。前者与前工业化和工业化相联系，解决生存和温饱乃至小康问题;后者和后工业化相联系，与追求高科技、高知识和个性化、主体性、创造性等发展性需要有关;前者与自然资源的直接开发和利用、农民工、熟练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相联系，后者与知识技术的创造和利用、专业人员、高新技术产业相联系。由于我国的上述国情，对这种优越的、发展性资源的竞争是极其激烈的。由于制度的阻碍，获得这种资源的途径一是接受高等教育，二是通过裙带关系。 2、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相比，制度更多地与阶级性、政权、社会的民主和公正联系在一起，所以，制度建设在“补资本主义的课”的问题上是十分慎重和敏感的。改革开放之前，坚持“一边倒”，彻底地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改革开放以后，鉴于和“补课阶段”物质层面改革相适应的要求，进行了一些体制改革，借鉴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优秀经验，但这主要是指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成熟的制度体系，比如，劳动就业制度、招生分配制度、户口与身份制度、人才流动与晋升制度等等。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中，既有与计划经济、前工业化，也有与市场经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相适应的制度;既有针对比较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也有针对相对非现代化的农村社会的制度;既有与生存相适应的制度;也有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制度之间不一致、错位、相互冲突的情况十分突出，总体上看，制度与物质层面之间的协调一致出现了问题。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有：其一，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内要同时进行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扬弃的任务，这本身就十分复杂;其二，物质层面本身存在着二元化的问题，但制度是无法同时适应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甚至知识经济等多种成分的;其三，观念层面没有跟得上，而“文化(指精神文化——引用者注)是制度之母”，制度其实就是观念的组织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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