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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选取两个角度以透析国外教育社会学二十年来的发展。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问题取代接受( take)任务，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黑箱”的教育社会学被打开了，学校——学校中的知识、课堂、标准与评价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第二个追问是“研究者是谁?”，科学人被身居不同立场的人所取代，立场理论中被压迫者的声音开启着研究的个体性、多样性与差异性，后现代理论蔚然兴起。从“新”(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理论)，人回到了教育社会学的中心。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  比较教育  新教育社会学  立场理论

教育社会学并没有让人眼热的历史，但有骄人的贡献，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活力后的纷争又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始，它就不处于边缘地位而成为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闪烁着一群光彩夺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 、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 Maclaren)、 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当然还包括不久前刚逝去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着一个杰出社会科学家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他们的研究使教育社会学 ——无论是登台唱大戏的各路理论流派，还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皆成为吸引人的智力同时生长快速的领域。

鲍尔(Stephen 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总结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 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 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 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分析、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规律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应用，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 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