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从教育入手”，实质上是从人的现代化培养入手。这个以“人”为主要对象的现代化思路，截然不同于那种以“物”为主要对象的现代化思路。

陶行知认为，人的价值始终是社会的核心价值、终极价值。有感于不断重演的生命悲剧，他在“中国的人命”一文中喟然长叹：“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在他看来，中国人生命无谓的耗费，当然主要源于对生命的轻贱，源于爱的匮乏──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童养媳偷了一块糖吃会被婆婆逼得上吊，徒弟没把师傅的夜壶倒乾净就被一烟袋打得脑袋开花。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例足以证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生命之卑微。但陶行知又认为，其实国人并非轻贱所有的生命，并非完全没有爱，“一个孩子出天花，他的妈妈抱他在怀里七天七夜，毕竟因为卓绝的坚忍与慈爱，她是救了他的小生命。在这无废物而有废命的社会里，这伟大的母爱是同时存在着。如果有一线的希望，她是愿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奋斗，甚而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愿的。”

一方面是残忍的冷酷，一方面是伟大的慈爱，看似矛盾的两种人性竟可以并存于国人身上;残忍的冷酷施于所谓的“外人”，伟大的慈爱则施于所谓的“自己人”，可见国人并不是轻贱所有的生命，而是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根本没有生命权利普适性的概念;国人并不是没有爱，而是只有自私的爱，根本没有博爱的概念：“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陶行知的这些话，不是仍然十分准确地刻划着今天国人的观念吗?

可以说，中国人的人性观是一种有选择的人性观，它仅仅承认“亲近圈”里那些人的生命权利;如果某人不在这个“亲近圈”内，其生命权利就会被全然漠视，视若草芥。而划定这个“亲近圈”的标准，无非是当事人的一己利害，一己好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国人的人性观是一种相当功利的人性观，它不是着眼于生命本身的价值，而是主要着眼于他人的生命及其存在对自己是否有价值。这种功利性人性观支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凡不具功利意义的他人生命都无足轻重;于是，社会上生灵饱受荼毒、贱如草菅，而置身事外的人们却熟视无睹，就成了极为常见的现象。

对生命在中国的这种悲惨遭际，陶行知痛心疾首，因而有如下一段振聋发聩的警言：“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在陶行知看来，生命的尊严才是至高无上的;在神圣的生命面前，没有任何世俗之物称得上高贵，任何世俗之物都应匍匐在生命之光中。可惜在中国情形恰好相反：物的价值、世俗的价值远远凌驾于生命之上。这种扭曲的价值体系不仅是对生命的亵渎，造成人的异化，而且直接导致国家的积弱积贫。环顾世界即可发见：凡尊生命至上的国家，往往是强国;而视生命卑微的国家，则往往是弱国。既然社会观念中生命的地位决定着国家的地位，则唯有改造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奉“以人为本”之理念，国家的振兴才可以期待。

陶行知的这些看法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他出身弱势群体，少年时受传教士殷殷栽培、耳提面命，长成后又在教会大学就读。基督教的人道、博爱精神及悲悯情怀，在他可说是浸彻骨髓。所以他以“爱满天下”为毕生信条。早年他断言：“共和之大本”在博爱，若无博爱“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后来他创办“晓庄师范”、创办“育才学校”，最重要的动力仍是博爱。“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晓庄可毁，爱不可灭。”1943年他又说：“近来我们深刻的了解，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一切学术也都是要更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我们仍当向这个方向努力。”

陶行知之博爱，是爱人类全体;而在人类全体之中，弱势群体的生命权利最缺乏保障，所以他认为弱势群体最需要爱。陶行知对此有着切身体验，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关怀也就尤为深切。他关注最多的弱势群体，一是“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为此他不惜放弃每月500大洋的教授职位，住牛棚、戴斗笠、穿草鞋，过着“原始生活”，创办乡村师范，试图通过普及乡村教育来改造整个农村社会，解农人于倒悬。二是贫苦儿童和青年学生。陶行知对此有过自白：“在我的世界里，小孩和青年是最大，比什么伟人还大。”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儿童和青年，这已为众所周知。

爱是陶行知毕生事业的灵魂。他以宗教般的虔诚歌颂爱、实践爱、创造爱。陶行知所理解的现代化首先是要提升人的权利和尊严、服务于人的自由和幸福，即依靠“人”的现代化、为了“人”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理念与社会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局限于物质意义的“现代化”不同，后者(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等)之目的往往局限于国家的强大，如此理解其实是太偏狭了。没有“以人为本”的现代价值体系，没有“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关系，而徒有物质力量的强大，这样的社会绝不算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必须文明和强大兼具，才有真正的现代化。

三、“教人做人，教人做真人，教人做真善美的新人”

中国的传统教育之主要目的是培养官僚;而后来的革命教育则旨在培养顺从的劳动者;前者只是政治工具，后者则是政治、经济的双重工具。这两种教育都服务于外在价值，而不是服务于人本身。陶行知等近代中国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则不然，它以完善人自己为目的，以提升人的价值为目的，在本质上是立人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一些近代教育家提出了人格教育。例如，陈鹤琴倡导“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陶行知主张“教人做人，教人做真人，教人做真善美的新人”。“教育的核心是做人”，乃近代教育家之共识。但近代教育家所倡导的“做人”，与传统教育所谓的“做人”不同：它不是人性的禁锢和蜷缩;恰恰相反，它是人性的突围，人性的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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