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教育的目标不是打造工具，而是培养人。教育是一种环境，一种氛围，一个整体影响的过程，我们恰恰丢掉了作为整体影响的全过程，把训练抬到首位，保证升学和考试成绩，实际上是指把强化训练这种非常有限的手段放大从而否定教育的本质规定性。科举教育的瘤子通过考试机制和功利需求得以保留并转移到工业经济时代的新的教育制度中，并被我们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发展中的大国急需发展之功利性要求放大，最终我们培养出一个“异形怪物”，而且搞得“树欲静而风不止”。
从本质功能上讲，教育不仅是一种创造机制，更是一种文化比较和批判机制，通过创造和批判达到个人和社会的自新，倘不给教育以独立的生命力，人的素质的养成是难以设想的，不解决这个宏观涉及全局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危机将会更加深刻，更为惨重，代价是难以想象的。
庞大的教育体系和国家机器体系功能耦合，这种功能的耦合造成教育遗传性的保守和顽固的惰性，而惰性使人们失去对现实的敏感应变和对危机的洞察，从而使我们失去探索和接受新事物的勇气和能力，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未来对我们来说，压力太大了，如果我们做不好或者做的很迟缓，我们就会在不久的将来失去机遇和地位，但是我们一直存在着两难就是要国民基础教育、还是要精英教育?有人认为难题已经通过义务教育解决了，实际状况远非这样，因为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和认可机制是非常有限的，职业选择是狭小的、单一的，同时每个人都有权生活的更好一些，更体面一些，但体面的职业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来获得，体面职业供给较少，而体面岗位就业需求极高，造成卖方市场，因而必然存在一个极为严酷、极为不平等的片面淘汰机制就是考试，一考定终身。
只要人口问题，经济问题，制度问题，价值多元化等得不到配套解决，应试机制就必然放大，必然会把孩子优秀的潜力毁了，也把教师毁了。教师的退化决不亚于孩子，而且更可怕的是，他压抑、封锁孩子的天性，从而无法再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知识的穿透力去照亮学生的智慧。
中国的人口太多，经济生活水平很低。无论国家还是家庭，很难在教育上有一个较为适中的投资规模，因此只能办那种穷教育，资金要么就是撒胡椒面，不见成效。要么就是突出重点，办贵族式学校，必然造成生源大战和所谓“收费”问题。极大地侵害了教育民主、教育平等的权利。这一权利在我们的国家是很奢侈的(尤其是高等教育)，如果我们选择精英教育，那么全民族、全体公民的素质就不可能提高，就不能保证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空间中生存下来，最终也就丧失了国民教育。
素质的养成和素质的训练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教育观念。素质的要求是全面的，诸如道德的、智力的、心理的、体魄的、技能的、审美的、文化的素质。从总体上讲，这些素质决不可能通过训练获得。因此，素质养成是长期的，是多种要素交叉作用的结果，重要的是教师对学生创造力、想象力的保护、开发、引导，呵护和培养他们正常的健康的心理品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他们看作人，和我们一样具有平等人格的人，尊重他们的权利。这不仅是教师应具备的，也是每一个公民应具备的最基本素质。这就涉及到我们教师的素质，教育的方法，以及如何贯彻我们的目的和精神，其中最基本的是爱心。有了这个基本的前提和起点，我们和学生双方的处境和效果就会改观，学生的道德素质和心理品质、文化修养就会全面提升，特别是我们最关注的学生的领悟、转换、穿透、提炼、破解、升华、迁移、理解、分析、想象、创新之能力就能够逐步养成。
3.中国教育目前最严重、最紧迫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和国家化倾向。
道德政治化和国家化，造成教育文化功能的丧失，独剩意识形态的功能，只贯彻国家意志和国家功利的要求，淹没个体生命的价值和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关注道德政治化和国家化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的传统中没有真正关注过人的价值，关注过人的权利，没有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严复曾经说过：中国先哲的思想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自由”的信念和精神，只有对皇权的“忠”和对家长的“孝”。我们的君臣、父子、师生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关系，一边是无限的权力，一边是无尽的义务。
另一方面我们长期依靠伦理道德管理国家和社会，道德的功能是十分强大的，在一些领域中甚至越俎代庖。这种依靠国家强力推动的政治化道德无孔不入，深入生活各个层面，使我们完全活在政治意识形态化道德的空气中，其危害性就是制度机制萎缩和功能虚假，法律本身的功能丧失。如果庞大的国家制度本身是靠道德化身来维系，而不是以制度本身的合法资源为基础，反过来强大政治道德和虚假的“至善”目的侵凌个体的生活空间，最终使我们的生活在道德和国家制度的双重束缚下，使个体透明化，从而造成统治之方便。但导致人性之善和人的创造力枯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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