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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暑假期间,一些朋友跟我谈起北大改革的事情，辞色间颇关心我作为一个学生的感受。这使我有些为难。我知道，这是因为大学乃国脉所系，巨创方殷，又遭此震荡，即非北大，也不能不令人关切;再也是因为有北大的“学生”说过,“北大的学生是世界一流，老师二流”，令人错愕之际，又嗅出一缕似曾相似的铁锋出鞘的气息。北大学生的狂妄虽是天下闻名，可此种言论只能出自于“代表”之口，似乎不需我这样的“局中人”点出也能了解。但那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流”与“二流”的险峻对立，却非我可以三言两语道尽。

首先，你不能说，那位代表的说法在北大的本科生中没有一定的代表性。6月12日，张维迎的下列演说，就赢得过北大本科生不少的掌声：“我们北大的本科生，不说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掌声)我们北大的本科生在世界任何一流大学中，都是一流的!(掌声)但北大的老师不是一流……只有改革，才保得住我们文凭的含金量!(掌声)”(《大学的改革》)所以，你尽可以说，那位学生代表的话是世界上能从学生口中说出的最狂妄的话，但这总不过是事情的一部分而已。其次，你也不能说，北大的中青年教师都是一流，或称得上整体一流，有“有保障的前途的青年”实在并不多见，而张维迎所指出的“近亲繁殖”不仅是事实，而且还不过是个笼统的说法——北大能留下自己最好的学生当然没有不好——但按照学生们私下里的议论，北大最好的学生要不出国了，要不就被赶走了。这当然有些夸张，可是北大没有采用内部竞争的方式来维持适当的公正，更不用说“留住”那些最优秀的分子，恐怕不会全是假话。所以，你得正视北大的本科生和校方在这个“一流”和“二流”上的一致：这显然不是张教授一个人的看法，是对本科生骄傲心理的“利用”(虽然这可能确是北大的一个小传统)。北大本科生不是小孩儿，拿掉了这些“二流”，确实有利于本科生“保住文凭的含金量”(张维迎)、有利于他们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也有利于他们在成为“世界一流人材”以后回到北大。他们明白得很。而且，看过“北大改革对话节目”的现场，你也会明白“只有改革，我们才对得起这些世界一流的本科生”一类的说辞，实在是有不少张以外的人士支持。

你可以追问，北大自己不是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么，为什么北大不需要培养自己的“世界一流人材”而必须把他们送给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通览北大的改革方案，的确看不到他们对北大的研究生培养有何打算，引进人材完全是为了完成美国对“世界一流大学”SCI数量的规定，与之不生任何关系。在没有北大博士远渡重洋到别的“世界一流大学”任教的“计划”的前提下，“北大自己培养的博士生原则上不再留校”，确乎是在原则上承认了自己培养的人材永远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你也可以追问，为什么北大敢于提出自己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刻表，却不敢提出把自己的本科生留下来培养成世界一流的人材，然后把他们送到世界一流大学任教的时刻表呢?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是让在国外高校竞教的失败者——按照张设计的北京大学的竞争力，只能如此——来占领中国的最高学府，让北大培养的“二流”博士去占领中国的其他高校?中国大学除了完全成为国外大学的藩属，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吗?这当然是一种内化的自我殖民。但让我解释为难也令我自己索解为难的是，你能说，这仅仅是某些改革者的心理逻辑么?在这个由“海龟”(海归)主持的改革背后，是自晚清汹涌至今的留学大潮，留学生除了带回一个不完整——容后再叙——的“现代教育制度”，也许还带回了些别的什么，比如一种类似于对“宗主国”的激情与忠诚，你能对此视而不见么?你以为有了“中国大学”的理念，有了“学术自主”，北大就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材么?什么是“学术自主”?哪些学科的“学术自主”?什么是“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其制度保障何在?这都不是可以绕开的问题。

在现有的讨论中，以不能被SCI量化的人文学科反应最为激烈。但我们设想，假如校方对这些学科加以“特殊照顾”——据我所知，这完全可能——但我们的人文学科是否就从此自主了呢?对校方而言，这不过是在现有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句“我们还有‘世界一流’的人文学科”而已。可我们又该怎样来面对这个荒唐的逻辑：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的人文学科当然的是“世界一流”?我们又该怎样来继续我们的批评?或者，这就是我们批评北大改革的目的?假如说，这不过仅仅是权宜之计。但我们又该如何来促成中国的社会科学的自主?二战以后，社会科学在民族/国家的合法性(legitimacy，我希望还有人用“合宪性”来解释“合法性”)建构与国家管理、社会调节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尽管西方社会科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但其规范性命题既可能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历史传统和伦理预设，其经验研究也可以完全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无涉，因而只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才能应对和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但除了“中西”间的相互比较、相互参证，进而以求得某种“平衡”，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吗?对我们的人文学科来说，其实同样如此。对人文学科特殊性的过分强调，不仅将丧失人文学科更新的可能，而且很有可能只是保护了中国学术现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劣习。再说，尽管可以我们说“暂不提理工科”(理工科也可能确是最具普遍性的学科：不可能有“中国物理学”、“中国数学”……)但确有中国的物理学家、数学家……我们不会自然的无偿享有人家创造的先进科技!这难道需要什么论证吗?因而这次在北大改革中事实上面临着最重大冲击的那些理工教师们的沉默，以及在讨论中的“暂且”式悬搁，在我看来，恰恰是最为危险的。虽然我对这一问题的展开也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一方面将中国学术的自主性理解为中国的“特殊”情形，一方面却又将其抽象为与人无关的普遍性知识的话，我们就仍不过是在那个“改革者”划出圈子里舞蹈，至多捍卫了本学科的特权而已——在一大堆买来的皮鞋、西装(理工科、社会学科)之上，加上一顶“中国特殊性”的瓜皮帽(人文学科)而已!如果说就自然科学知识贡献的重要性而言，存在着什么“世界一流”“二流”的区别的话，那么这个“一流”将不应该只是诺贝尔奖，解决一个真正与我们的国计民生相关的问题，同样无愧于世界一流!

作为北大的博士生，我承认自己的确无能在“世界一流大学”任教。但这不完全是因为素无大志，比如，曾被耶鲁博士薛涌念叨不已的学术成就“比陈寅恪高”的宫崎市定，以及日本的其他“有陈寅恪水准”的“十几位甚至几十位中国史学家”大约没有都到了耶鲁或者其他世界一流大学任教吧——更没有到北京大学来认证武功——却仍不妨被这位世界一流人材崇拜不已，虽然这很有趣。可为什么中国的一流人材就一定要得到人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去办理证明：“受教”或者“授教”?“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似乎不应只是中国“学术”的自主，而且也应当是“中国”学术的自主。对此，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应该有更多的省思?

在这次的讨论中，甘阳先生、张旭东先生不计个人得失，明确点出大学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问题，我以为这是这次讨论中最重要的收获。然而，如上所述，我们看到，这一理念有时却并不十分清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关这一理念得以实施的制度性条件——有立法(比如《大学法》)保障的学术研究者的自主与自由和学术研究的自由与自主——并未得到审视。表面上，我们有完整的学位培养系统和研究职称评价体系，但实际上，它承担的不过是一些“为学位而学位”、“为职称而职称”的工作。中国学术如何在纯粹的知识工作的进展上，或者是在那些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领域里得以作出实质性的推动与贡献的制度性条件并无保障，甚至经常是处在一种缺失至多是装饰性的地位。如果继续忽略这一真实状况，不仅我们的讨论无法深入，对北大改革的陷阱与危机我们也将丧失真正的了解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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