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孤岛现象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某一个地方的特殊现象。在我国，具有普遍性。
原因很多，但主要有：
传统的惯性作用。在中国，很多问题的存在，总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是有着传统的原因的。
我国素有科举考试的传统，这种观念，几千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根深蒂固。古代人读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考试，而且一定是考举人考进士考状元。一旦榜上有名，那就意味着荣华富贵，意味着大红大紫，更意味着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更为重要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官，全家沾光。
这些，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农家子弟来说，无异于命运的彻底改变。宋真宗的《劝学诗》就比较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意思：“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盅黍。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只要读书，一旦科举高中，便有了一切。这是古代所有读书人的信念。所以，读书读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读得手无缚鸡之力，读得只会享受，读得韭菜与麦子不分，读得青辣椒与绿辣椒不辨，读得不会劳作。
读到这份上，整个书呆子一个，他们还会关心社会，关心农民?
传统是资源，传统也是包袱。我们的教育发展到了今天，可以说，比较好的继承了这种传统。不论城市还是乡村，我们的学校统统都以考试升学作为最为基本的、最为重要的办学水平的评价标准。于是，在农村，我们看一个人接受教育如何，只要就是看他或她是否在毕业后考上了高一级的学校，甚至是重点学校。相反，如果某一个人在学校读书期间，不把升学考试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把升上高一级学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那肯定会被人所诟病。这样，他们一心一意搞学习，一心一意去考试，至于社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增收，好象都与他们无关。谁要是关心现实，关心农村的发展，反而还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因为在传统的眼光看来，学习才是“正业”，书本知识才是“正业”。
“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仍然成为今天许多农村青少年读书学习的圭臬。这样的农村教育，还可能开门办学吗?
垂直管理的体制。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典型的纵向式，从中央一直到地方，都是由教育部门统一进行管理。这样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把上面的指示、精神一杆子插到底，有利于集中、统一办大事，有利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在建国初期，便于加强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领导，加快了教育的发展。
但是，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原先行之有效地管理体制，管理办法，到了今天，就有可能不适应了。这种纵向式的、垂直的教育管理体制，统一性有余，灵活性不足，钢性太强。
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村教育怎么办，就很显然好象与当地政府，与当地的农民关系不大。因为它只服从上级。上级有什么精神，有什么指示，它只执行什么精神，什么指示。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眼睛向上”，只要对上面负责就可以了，至于周围百姓的意见，听不听无所谓。
所以，我们的农村教育，有人把它比作一座大院，一般都是关起门来办。把四周的门和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基本上是密不透风，只在屋顶开了个天窗，以保持与上面的信息沟通。这个天窗就是这个大院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有了这个通道，它就可以及时把上面的指示、精神传达进来，这所学校就足以知道学校该怎么办。至于四周，不管你刮东、南、西、北风，它都可以置之不理。因为，理不理，根本就无关紧要。
“唯上是听”、“眼睛向上”，校长由上面任命，指示由上面下达，评估由上面进行，一切权力来自上面。农民的意见、要求，在学校面前，在校长面前，就基本上处在可听可不听的境地，谁还会没事找事?多次一举?
我们说，校长是一校之长，校长是学校的灵魂。现在，我们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事务，基本上是校长说了算，而校长又是实行任命制，由上级说了算。你要他们在办学中来反映农民的意志，体现农民的意愿，恐怕是难以办到的!
围墙是有形的隔阂。无形的隔阂，就更不用说了。学校与社会，本是息息相关、血肉难分的，我们却认为地把它们给隔离了。
体制的力量是巨大的，无形的。在中国，体制的内外，基本上是界限分明，内外有别。在体制内，人们固然可以享受到体制所带来的许多利益。比如体制内的老师，可以享受到很多体制外人员所难以享受的东西，象主人翁的意识，各种福利，等等。也正因为如此，这种体制所带来的种种便利，种种利益，养成了人们对这种体制的依赖。
老师，由于长期生活、工作在体制内，基本上不需要与外界外有什么沟通，很自然地，从整体上来说，就缺乏一种密切联系社会，走进社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缺乏，可以说是造成农村教育孤岛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应试的体制也使得我们的教师没有精力去训练这种能力。
体制对农村教育孤岛现象的形成，影响是多方面的。
社会的力量。在目前，如果我们去问一问所有的家长，所有的群众，他们对教育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很多人肯定会说：“多考上几个学生。”
相关推荐链接：
下一篇：教育应当基本公费的若干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