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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籍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提出：为了克服科学的沙文主义霸权倾向必须把科学与国家、教育分离开来，以便实现科学与教育的创新。他对科学与教育的看法很奇特，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关键词：分离 创新 费耶阿本德 自由社会 科学 教育

Separating and innovation：Feyerabend 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Abstract：American philosopher P.K.Feyerabend argued: science mus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tate and education so that conquering the scientific chauvinism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education.This is a vagarious opinion which worth while  more studyng.

Key words：Separating ; innovation;Feyerabend ; science ; education ; free society

P.K.费耶阿本德是奥裔美籍哲学家(1924-1994)，被称为西方科学哲学的四大巨头之一。他对科学与教育的看法很奇特，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他是一位科学哲学家，却对科学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束缚自由的霸权力量，因此为了克服科学的沙文主义霸权倾向必须把科学与国家、教育分离开来，以便实现科学与教育的创新。

(一)

对于科学在当今西方教育中的作用，费耶阿本德与我们通常的看法十分不同。在西方，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许多科学的“事实”，这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费耶阿本德却指出科学灌输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它与以前灌输宗教“事实”的方式一模一样。这种方式不能培养孩子们的批判能力以使他们更深入地认识事物。大学的情况更糟糕，因为在那里实行着更为系统的灌输方式。人们从小学开始就对社会及其种种制度进行着最严厉并常常是不公正的批评，但科学是排除在批评之外的，人们没有对科学进行怀疑的勇气。整个社会对科学家怀有一种尊敬，这与历史上对红衣主教怀有的那种尊敬完全相同。科学已变得像它曾经反对过的那些思想体系一样令人窒息。今天难得会有人因持有某种与科学相反的异端而被处死，但切莫上当的是，这是由于我们文明的根本性质，而不能说明科学的仁慈。费耶阿本德不是泛泛地批判科学，他批判的目标是科学的优越地位。在科学哲学家当中，普特南也注意到了科学的优越性是一个问题，他说：“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的理性和可能性”[1]。费耶阿本德人为，科学的优越性只不过是一个童话。在科学家和外行心目中的20世纪科学的形象由例如彩色电视、月球探测器等技术奇迹所决定，也由关于产生这些奇迹的方式的一种不无含混但仍十分有影响的传闻或童话所左右。按照这种童话，科学家持有思想，他们又有专门的方法来改进思想，科学理论通过了方法的检验。它们对世界做出了比未通过检验的思想更好的说明。这些童话想告诉我们，为什么现代社会以特殊方式对待科学，为什么它赋予科学以其他事业所享受不到的特权。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生来便有优越性的假定却超出了科学，并几乎成了每个人的一项信念。科学现在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机构，它已成为西方民主政体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正如教会曾经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样。当然，教会和国家现在被仔细地分离开了。然而国家和科学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费耶阿本德难以忍受的是人际关系也必须接受科学的处理，例如教育方案，在西方的学校中，几乎所有科学学科都是强制性的学科。虽然六十岁的父母们可以决定使自己受新教基本原理的教育、还是受犹太教基本原理的教育、还是完全不接受宗教教育，但就科学来说，他们没有同样的自由。物理学、天文学必须要学，科学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人们的全部头脑，人们只说一种语言——优越的科学的语言：“地球绕太阳运转――其他一切都是胡说”[2]。费耶阿本德发现，“我们接受或拒斥科学思想的方式与民主的决策程序根本不同”[3]。我们毫不怀疑地直接接受了科学定律和科学事实，我们在学校中讲授科学，使科学成为重要的政治决策基础，但没有对它们进行检验，没有把它们交付表决。科学家并不把科学交付表决，科学家说，外行当然不能对它们进行表决。“人们接受科学家的宇宙论就像人们曾经接受主教和红衣主教的宇宙论那样是不加批判的”[4]。

理性主义的科学假设由于科学的理性主义具有优越性，所以必须予以接受，使之成为社会和教育的基础。费耶阿本德尖锐地指出，现代科学绝不像科学宣传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困难和完美。像医学、物理学或生物学这样的一门学科所以显得困难，只是因为它教得很糟，因为标准教育充斥冗余的材料，还因为这些教育在人生的历程中开始得太晚。战时，美军急需医生，医学教育可以锐减到半年(然而，这种教本早就佚失了。科学在战时可以简化。在和平时期，科学的威望需要高度的复杂性)。费耶阿本德认为，对于教育也必须加强外行的监督。因为就教育家而言，情况更糟。因为，虽然确定身体上的治疗是否成功是可能的，我们却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法来确定精神治疗即所谓的教育的成功。除非学生着手对他们的老师进行检验，正如病人着手对他们的医生进行检验一样，否则，教育家便可以不受惩罚地把他们的思想硬塞给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下，费耶阿本德的忠告是，“利用专家，但永远不要信任他们，当然，永远也不要完全依赖他们”[5]。外行监督科学家在美国有现实的案例可循。美国众议员鲍曼提案建议：国会对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授予的14,000多项资助拥有否决权。众议院通过了该修正案，科学家对这一事实极为不安，国家科学院院长隐晦地谈到了极权主义倾向。费耶阿本德拥护这一提案，他说，这位收入很多的绅士似乎没有认识到，极权主义指的是少数支配多数，而鲍曼修正案恰好相反，它建议检验少数人用数百万元公众的钱做了什么，公众把这些钱交给他们处置，徒劳地希望最终将会由这种慷慨得到好处。考虑到自我陶醉的科学沙文主义，这种检验是十分合理的。费耶阿本德还建议，应该超出监督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狭隘界限：州立大学的每一个系都必须受到仔细的监督，以免它的成员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的名义下用公众的钱编造他们个人的空想。

费耶阿本德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解释说，“对我来说，情况十分简单。‘州立学院和大学’是由纳税人供给资金的。因此，它们要服从纳税人的判定，而不是服从靠公众的金钱生活的许多知识分子寄生虫的判定”[6]。如果加利福尼亚的纳税人想要他们的大学讲授民间医学、祈雨舞仪式，那么这些大学就必须讲授这些东西，这些州立大学、私立大学，如斯坦福大学，也可以继续讲授波普尔和冯·诺伊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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