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本该是世界教圣的故乡

其实这种赞誉是从西方的角度看出发的，联合国确认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列名第一的仍是中国的孔子，他比西方最早的文化大师，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还要早一到两个世纪。孔子最早倡导的“有教无类”，身体力行“仁者爱人”的儒家教育，孔子应该是人类更伟大的教育家，并且他比菲斯泰洛奇的年代要早两千三百多年(孔子出生于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只可惜中国近百年来保守落后的历史，使中国光辉灿烂的古老文明，在今天暗淡无光了。

与菲斯泰洛奇同年代稍晚，中国的一个教育家，是晚清年间中国著名的“行乞办学”的“义士”武训(1838～1896)，他出身贫贱，自幼父母双亡，从来没有上过学，因而长大以后深刻的　验到教育对人类的重要，为贡献教育事业，他终身做乞丐要饭，以表演“刀破头、锥刺骨”等惨忍的街头戏，募捐、乞讨，积攒资金创办“崇贤义塾”，免费培养贫苦人家的子女，获朝廷封为“义学正”及“乐善好施”匾额，山东巡抚也多次嘉奖。只可惜近代欧洲政府已知道“见贤思齐”，并加以推广的道理，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却正在腐败。

⊙　发掘上帝给予每一个人的天赋

菲斯泰洛奇在战乱和贫困的社会底层，专门照顾那些失去父母抚育和家庭温暖的孤儿，弃儿，病儿，弱儿，这群乞丐儿童和流浪儿童是无法与那些上流社会人士的子女相比较的。他描绘他所收养的儿童的情景：“大多数身体有缺陷，很多人有慢性皮肤病，使他们步履不便，或是头上长疮，或是衣裳褴褛，满身虱子。很多孩子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目光无力，有的不知羞耻，习于伪善和欺骗;另一些孩子为不幸所折磨，变成猜疑、胆怯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缺乏感情”。教圣对这些被社会所抛弃，为常人所避而远之的孩子，表现出极大的怜悯和同情，甘为这些苦儿做奴仆和牛马。这里的原因是什麽?那就是他无比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无比崇高的人生观，特别是著名哲学家卢梭的“性善论”，使他内心深处确信：“即使最贫困和最被人遗弃的孩子，上帝也寄予了天赋的才能──在孩子粗笨害羞和显然无能的背后，蕴藏著最优秀的才华，最珍贵的能力。在这些可怜的孩子接受真诚的爱心教育中，显著的天赋才能真正地表现出来”。

⊙　“先洗净内心，外表就洁净了”

在上帝的引导下，菲斯泰洛奇激发出炙热的爱心，涌现出无比的教育狂热，创造出史无前例的教育奇迹。教圣的工作远非一般的教育家和政治家所能比拟，他不仅站在课堂前授课，更给以孩子们心灵的培养和人格的启发，他说：“是我用双手来满足他们身体和心灵的繁多要求，他们都直接从我这里得到帮助、安慰和教益，他们的双手被我握著，我的眼睛凝视著他们的眼睛，我们一同哭泣，一同欢笑。他们忘却了外部世界，只知道和我在一起。因为我总是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分享所有的食物和饮料，就是同甘共苦。我没有家庭，没有朋友，也没有仆人，除了他们，什麽也没有。他们生病时，我在他们身边，他们健康时，我也在他们身边。他们睡觉时，我还在他们身边。我最后一个睡觉，第一个起床。在寝室里，我们一起祈祷，根据他们的提问，解答所有问题，直到他们睡觉。我的目的在于，使他们过著共同的新生活，产生新的力量，在孩子们中间唤起兄弟般的友谊。使他们成为热诚、公正、亲切善良的人。总之，我们必须遵守耶稣的明言：“先洗净内心，外表就洁净了”。因此，他被人们称之为“慈父”──这无异于一次教育的革命。

⊙　拯救世人：超越时代的改革

菲思泰洛奇的“平民教育”已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所独有的自然主义教育方法，和虔诚的爱心给了他改变社会的力量。他要求大刀阔斧地“治病救人”，对旧教育制度和习惯改革，反对小修小补，他说：“采取折衷的办法将成为第二剂毒药，不仅不能抑止原有的影响，而且还会使那种不良的后果加倍，必须从整体上纠正学校的弊病，否则将使可怜的孩子们在学校的高墙内，再习惯性的服下第二剂鸦片”。他反对摧残孩子们原有的童心，他提醒世人：“现代社会严重阻碍天性发展的最大祸害就是父母们不相信他们自己在子女教育中有所做为”。然而当时社会是非常保守的，“在一次集会上，布洛多夫的下层人士断然表示：不希望在他们孩子身上做那些运用新教育方法的实验”。更有人诅咒他早死，以除后患，谣言蜚语竟大讲他是白痴，神经病，劝人少和他接触，这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教圣说：“我每时每刻都担心他们可能将我撵出教室，但，为了我的目标，我不得不忍受一切。我不容易找到一位教师，认为我这样的苦干和教学，不是有失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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