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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展科学，把古老的中国现代化，中国学术界多次开展了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这个问题，国际科学史界都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许多人都以为，这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於1964年最先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他的问题是：

“为甚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甚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於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其实，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久，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韩琦在〈关於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一文中，就介绍了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 Parrenin)、启蒙思想家伏尔泰(F. Voltaire)、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F. Quesnay)、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 Diderot)的有关论述。而中国学者，早在本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因限於资料，作者拟在本文中对中国大陆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作一简单的回顾。

一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的讨论

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之时，就探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1920年，我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代“朴学”的研究法，已“近於‘科学的’”，而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於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有趣的是，蒋方震(1882-1938)在1921年为这部著作写的序中主要讨论的，也是清代“纯正科学，卒不扬”的原因。他列举了四条：(1)“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2)“耶稣会党太子”，得罪了雍正，“竟为西学输入之一障害”;(3)“民族富於调和性，……此科学之大障也”;(4)“民族尚谈玄”。

化学家王阧(1888-1966)在1922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他认为中国科学不振之原因，不仅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强调“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以及“民性之影响，乃依赖之影响也”。王阧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如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而社会与学者的心理，“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固不必依赖富强之号召为其存在之保护人也”。这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依赖心理也“断丧了”科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的冯友兰，在〈为甚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中认为，探讨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原因，主要不能归之於地理、气候、经济，……而主要应归之於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哲学。接著他指出：中国古代有三大学派，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而后墨家失败，人为路线消亡。儒家中荀子一派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类似於培根的征服自然的观念。但荀子一派在秦亡以后也衰落了。宋代兴起的新儒家吸收了佛家与道家的学说，而佛家也是主张自然的。新儒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寻求控制外部世界，而只求控制内心。这样，民族思想注重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而不寻求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界的征服。这就是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

1924年，梁启超发表了《清代学术概论》的姐妹篇《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进一步综述了乾嘉时期只有考证学得到畸形发展，而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他认为，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综观上述学者的论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之於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等，而没有涉及社会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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