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任何一所官方学校，都是政府多年甚至几十年的长期投资的积累。如果讲“产业化”，这些积累就是投资的资本，就象一座工厂，资本应该有回报。对学校投资的回报应该通过不断收取学费而逐渐获得，这些收入应该上缴国家财政、而且还应该缴税。所以，学费应该至少包括四部分：国家的投资、学校的费用、学校的利润及相应的税收。从产业化这个方面谈，目前我国教育的体制还不具备“产业”的基本素质或条件。其次，对于依法治国、依法从政而言，向民众收取任何一项费用，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手续或程序、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查。否则，就是不合理的收费。学费收入规模巨大，涉及到中国的家家户户，可是，目前我国竟没有一项有关收取学费方面的法律。所以，收取学费缺少法律基础。而且，目前对学费的收入和使用不透明、不公正、不科学，缺少有效的制约、监督。难道总理或教育部长的行政批文就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利吗?再次，对于接受教育的一方而言，由于人们收入差距的拉大，学费已经成为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子女接受正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首要屏障。从而就有可能造成贫者更贫、穷者更穷的恶性结果。这是不公平的和不合理的，是社会文明某种程度的倒退。另外，对于官方校长而言，只要其在任内收取了足够多的学费——支付教职员工的奖金和补助、购买教学设备和仪器、兴建校舍等，其就有一定的认同感和成就感。这种注重于表面的“形象工程”的思想和做法，有可能使这些校长陷入官位与权势、人事与金钱的“经营”之中。这与现代学校管理所要求的科学与民主性、开放与进步性以及非官位性与非经营性大相径庭。

在国家教育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收取学费是一种最迅速的获得资金的手段。以大学为例：按照1460万在校大学生，每个学生平均3.5年缴纳1.75万元学费，总计2555亿元，平均每年730亿元。对于政府或说政府的大学而言，一下子多出来730亿的收入——或者作为再投入用于高等教育，这可是巨大的收获!但是，对于国家财政支出而言，这每年多出的730亿元，教育部门和学校是如何花掉的、花得是否合理和规范，民众无以所知、无从所问。

学校本来是一片净土，学习与研究的净土。可是，近几年来，你看那些鼓起腰包的官方的校长、书记，转眼之间财大气粗，变得如此嚣张、猖狂和不可一世。从幼儿园的园长、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到大学校长或院长，他们手中有巨大的财务权和人事权，似乎个个是老子天下第一。似乎在他们的眼里，已经不在乎培养出的学生素质的高低和能力的优劣，而只有招收了多少学生、发了多少奖金和补贴;他们的眼里多半是金钱、地位和权势。你看那些校长、书记，已经失去了昔日教书育人、忧国忧民的道德和情操，变得和一心牟利的资本家一模一样。你看那些本来应该是学术带头人、学科带头人的校长、主任，已经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的谦虚、好学和奋进，变得如同那些官僚们一样勾心斗角、花天酒地。世界各国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说到底是教育的竞争、教育制度的竞争，而教育质量的竞争则是其核心。看一看目前的中国学校，有多少校长、主任、教师真心实意地关心教育质量的提高、研究如何提高教育质量?他们至多不过是希望并努力使学生们考个“高分”罢了。照这样下去，学校还能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吗?呜呼，中国的悲哀!呜呼，民族的悲哀!

就我国的国情而言，政府教育的“产业化”，势必造成教育的根基——官方学校——的“牟利化”，同时造成学校校长、主任的“官僚资本家化”和“官位化”。这与教育的无牟利性、追求科学性、自由开放性、民主性和不断进步性根本对立，无益于我国教育的长期、健康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

二、高校发展是一个过程，扩招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度”。

高校实行扩招，圆了许多渴望步入大学门槛的年轻学子的梦!使更多的孩子们有机会接受更高深的教育，使他们有更广阔的空间自由的飞翔。这是好事!培养更多的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对我国现代化建设非常重要，这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贯彻和实施。但是，高校扩招应该有一个“度”，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阶段，超过这个“度”就弊多于利!

就社会总体而言，各个行业应相互协调、同步发展。就经济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言，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不可能超越太多或步子太大。教育应该是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领域中一个特殊的行业，教育可以优先发展，国家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人才储备。但是人才储备应该有一个临界值，大于这个临界值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恶性结果。笔者认为，如果国民经济以8—10%的速度增长，高校扩招的规模无论如何不应该高于12—14%，——这个数字也高于我国人口的净增长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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