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问题，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而缺乏对教育公平、教育品质的关注，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教育话语。因此，现实生活中出现这样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教育的数量增长、规模扩大，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多;与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昂贵，越来越“豪华”，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一方面，各级教育的发展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与此同时，出现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以及教育品质的恶化，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20年来的最低点。
“单一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的局限性和后果已经彰显。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反思，重新认识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基本规律、基本价值，认识在市场环境中政府的教育职能和行为定位。
1.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想，维护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
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警惕和防止市场价值对教育功能、教育价值的异化，保持教育的人文性、公正性、纯洁性已经成为对现行教育的一个基本挑战。不能不看到，一些学校被迫的创收压力正在变成主动牟利的动力，并形成某种利益集团(最近北航招生丑闻即是一例———编者注)。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的教育活动中，有的地方将重点学校作为地方财政的财源;许多地方通过政府干预，用借贷等方式创办完全脱离中国国情的昂贵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建一所高中动辄花费几千万元、一亿元、两亿元甚至更多)，用高收费的方法将债务转嫁给学生家长。类似地，如果私立教育以营利为目的是不合理的，那么用政府经费举办、拥有优质资源的公立学校，大规模公开牟利的行为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
我们需要重温渐被淡忘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针，认识现代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道德基础，认识义务教育和公立学校的本质功能，需要重申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教育价值，尤其是社会公正、教育公平的价值，从而避免教育改革蹈入目中无人、惟利是图的价值真空。
2.明确政府的教育功能定位。
政府最主要的教育责任，是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义务;最重要的教育功能，是建立和维护市场环境中的教育秩序，以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措施保证教育公平。多年来教育经费不足的现实是迫使学校自谋生路、教育走“产业化”道路的根本原因。解决教育经费危机的根本之举是政府承担自己的教育义务。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是至今仍未真正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之一。切实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甚至不惜降低一些经济增长速度，把义务教育、农村教育搞好，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现代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和保障教育公平，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教育不能“劫贫济富”，没有一个政府是以扶持强者、制造和拉大差距作为教育政策的。用倾斜政策人为制造和扩大学校差距制造“重点学校”，以及移植泡沫式房地产开发思路，将制造豪华、昂贵的“优质教育”作为政绩工程和既得利益，是一种典型的反教育行为。需要真正贯彻基础教育均衡化的方针，而不是只当作一句时髦的口号。
3.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之举是改革宏观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
旨在提高教育效率、扩大教育资源的“教育产业化”，由于在高端和宏观上教育资源没有放开、政府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将危机下放到终端，让学校、教师在微观上去“搞活”，因而必然是畸形的和不健康的。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途径是打破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吸引社会资金向教育的流动，把教育办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建立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促使民办教育的良性发展。
此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垄断、包办高等教育。正如不少学者建议的，在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政府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优秀高校，让一部分高校转制，将节余的政府教育经费用于支持义务教育。
4.提高教育效率、改善教育品质需要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包揽过多，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弊病严重，它与扭曲的教育市场的结合，极易成为教育腐败的温床。因而，有必要使教育改革走出单纯的财政视角，进入更为实质性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改革。在现行制度环境下，促进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冗员冗政，建立信息公开、社会参与的民主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教育成本和提高效益;也是在市场环境下改善教育品质、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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