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说自由教育的方式仅仅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教条地假定了民主制就是好的。难道我们就不能从现代民主返回到过去吗?我们就不能回归自然，回归到原始部落的生活吗?我们不是为那些像美丽而庄严的森林中的坟墓一样成堆的印刷品而感到受挤压、恶心和退化吗?认为我们今天不可能回归自然因而说这种想法仅仅是浪漫主义，是不够的：难道将来的世代，在一场人为的大灾变之后，就不会被迫去过一种未开化的部落生活吗?难道我们对核战争的思考中就没有受这种预见的影响?显然，大众文化的可厌之处(包括对整个大自然的旅游观光)使这种回归自然的愿望变得可以理解。一个未开化的社会，在其最好状态中是由沿着原初立法者，亦即诸神、诸神之子或诸神的学生传下的古老习惯统治的社会;既然还不存在书写，后来的继承者就不能直接地与原初的立法者相联系;他们无法知道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是否偏离了原初立法者的意图，是否用仅仅人为的附加或减少去毁损那些神圣的消息;因此一个未开化的社会不能前后一贯地按其“最好即最古老”的原则去行为。只有立法者留下的书写才使他们向后代直接说话成为可能。因此，企图回到未开化状态是自相矛盾的。我们被迫与书一起生活。但生命太短暂了，以致于我们只能(选择)和那些最伟大的书活在一起。在此，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最好从这些最伟大的心灵中选取一位作为我们的榜样，他因其共通感[7](common sense)而成为我们和这些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那个中介。苏格位底从不写书，但他读书。让我引证苏格拉底的一段论述吧，它几乎谈到了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所有应被提及的事情，带着一种属于古代的高贵的单纯和宁静的卓越。“就像别人爱马、爱狗或爱鸟那样，我自己甚至更喜欢一位好的朋友……古老的贤人们通过把他们自身写进书中而留下的财富，我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展开它并穿行其上，而且如果我们看到了什么好东西，我们就拾起它并把它当做一次丰盛的收获，倘若我们因此能有益于他人的话。”传言这段话的人评论到：“当我听到这些时，对我来说不仅苏格拉底受到祝佑，而且他还将那些倾听他谈话的人引向了完美的贵族气质。”但这个传言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的事情，比如苏格拉底怎么对待古贤人们书中的那些他无法判断其优劣的章节。从另一则传言中，我们知道欧里庇得斯有一次将赫拉克利特的著作送给苏格拉底，并问他对这本著作的意见。苏格拉底说：“我已经理解的部分是卓越而高贵的;我相信我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同样是真实的;但为了理解这本著作，一个人肯定需要成为某种专门的潜海采珠者[8]。”
作为对完美的贵族气质和对人的优异的教育，自由教育由唤醒一个人自身的优异与卓越构成。而自由教育通过何种道路和方式唤醒我们身上的卓越?在此我们无法再更进一步地思考自由教育的含义了。我们听过柏拉图关于最高意义上的教育是哲学的提法。哲学是对智慧或对关于最重要的、最高的或最整全的事物的知识的追求;这种知识，按他的说法，是德性和幸福。但由于智慧不属于人，因此人的德性和幸福总是不完善的。尽管如此，哲学家，作为不完全智慧的人，还是被宣称为唯一真正的国王;他被宣称为拥有所有人类心灵能够达到的优异，因而是最高水平上的人。从这里我们必须得出我们不是哲学家的结论——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这种最高形式的教育。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经常遇到一些自称哲学家的人所欺骗。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一个对管理的方便来说有必要的广义的表述。他们通常不过是说他们是哲学系的。而认为哲学系的就是哲学家，和认为艺术系的就是艺术家一样荒谬。我们不能成为哲学家，但我们可以热爱哲学;我们可以努力进行哲学化的思考。这种哲学化的思考首先和主要的途径，就是倾听伟大哲学家之间，或者，更普遍和更审慎地说，最伟大心灵之间的交谈，并因而就是研读那些伟大的著作。我们应当倾听的最伟大的心灵并不只是西方的。妨碍我们倾听印度和中国的伟大心灵的仅仅是一种不幸的被迫：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而且我们不可能学习所有的语言。
再重复一遍：自由教育由倾听最伟大心灵之间的交谈构成。但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我们的帮助这种交谈就不会发生——我们必须实现这一交谈。最伟大的心灵在独白。 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换为一次对话，使他们“肩并肩”地进入这一“聚会”。甚至在写作对话录时，最伟大的心灵也仍在独白。如果我们看一看柏拉图的对话，就会发现没有一篇对话是发生在最高水平的心灵之间的：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是在一个较高的人和一个较低者之间进行。柏拉图显然认为一个人无法写出一篇在两个最高水平的人之间进行的对话。我们因而必须去做某些连最伟大的心灵都不能做到的事情。让我们直面这一困难——它是如此巨大以致于自由教育看来是荒谬的。既然最伟大的心灵们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彼此之间相互矛盾，他们就迫使我们在他们的独白中做出裁决;我们不可能对他们所说的任何东西都表示相信。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我们并不胜任做这种裁决者。
事情的真相被一种轻便的幻觉与我们隔开来。我们不知何故竟相信我们的观点比那些最伟大的心灵的观点更高、更优越——这既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时代的，而我们的时代，作为最伟大心灵所属时代的后来者，能被设想为优越于他们的时代;此外还因为我们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位就其角度而言是正确的，但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是完全的真理：我们知道不存在完全真实的实质性观点，而只存在一个完全真实的形式性观点;这个形式性观点是一种洞察，即任何整全性观点都是相对于特定视角而言的，因此所有的整全性观点都是独断并因而没有一个是完全真实的[9]。向我们隐藏我们真实处境的轻便幻觉都导因于此：我们是，或能是比过去时代的最智慧者更聪明的。我们因此导向这样的角色，不是成为专注和温驯的听者，而是成为指挥或驯狮员。但我们仍必须面对让我们敬畏的境况，它由一种努力带来，在其中我们不仅是专注和温驯的听者，而且是裁决者，并且我们仍然不能胜任这一角色。对我来说，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我们失去了所有我们能够信任的完全权威的传统，丧失了给我们以权威性引导的习俗(nomos)，因为我们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相信一个完全理性的社会的可能性。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被迫用他自己的力量寻找方向，然而这些方向都是有缺陷的。
除了其固有之物外，我们不能从这一活动中获得其他的安慰。哲学，我们已经知道，必须谨防希望给人以启迪——它只能是一种内在的启迪。我们只有经常理解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才能发挥我们的理解力，而这一理解活动可以伴以对理解的领会，对理解的理解，对意向的意向(noesis noeseos)，并且它是如此优越、如此纯粹、如此高贵的一种经验，以致于亚里士多德把它归之于神。这种经验完全独立于我们主要的理解是令人愉快还是令人不快，是美丽还是丑陋。它使我们认识到，要想理解，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邪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必然的。它使我们能以上帝之城的好公民的精神接受发生于我们身上的邪恶，而且很可能是使我们伤心的邪恶。在意识到心灵的尊严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人的尊严的基础以及世界的善。不管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被创造出来的还是自然的，它都是人类的家园，因为它是人类精神的发源地。
自由教育，作为与最伟大心灵们的不断交流，是一种在温顺(modesty)而不只是谦卑 (humility)的最高形式之中的试验。它同时是一次勇敢的冒险：它要求我们完全冲破智识者的浮华世界，它和他们的敌人的世界完全相同，冲破它的喧嚣、它的浮躁、它的无思考和它的廉价。它要求我们勇敢，并意味着决心将所接受的观点都仅仅当成意见，或者把普通意见当成至少与最陌生和最不流行的意见一样可能出错的极端意见。自由教育是从庸俗中的解放。希腊人对庸俗有一个绝妙的词;他们称之为apeirokalia，形容其缺乏对美好事物的经历。而自由教育将赠予我们这样的经历，在美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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