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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在国内有经验、有学历背景的。他们出国进修或者在国外有工作经历，也就是真正“镀金回来”，是很受外资公司、民营、国营企业青睐并高薪聘请的，其薪酬的增值幅度最大，翻几倍都是正常的。

第二种是在国外留学，没有专业工作经历的“海归”们，他们对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经营管理、电子商务方面比较了解，但他们通常的想法是，由于出国“投资”比较大，一回来就想快速把“成本”收回来，因而对薪酬的期望值也比较大，甚至要3─5万美金的年薪，实际上1─2万的都难找。

另外一种就是在国外瞎混的，包括一些高中生，学习也不怎么好，未必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有钱、有机会，能出国混个洋文凭回来。

经过海外求学后，这些“海归”人士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返回国内，形成了一支蔚为壮观的“海龟”大军，也构成了当前中国人才市场中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他们而引发的就业、成长和发展等问题甚至逐渐在国内变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

为何而归?

“海归”最终成为一个现象，应该是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的事情。虽然上世纪80年代也有学成归国人士，但在王晓平看来，今天与二十多年前、甚至十年前相比，有了重大不同。过去是多数中国人出国为了“淘金”，即使“白领”也心甘情愿“沦”为海外“蓝领”，滞留不归。如今则是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出国只为“镀金”，学成后则打算回国“淘金”。再加上还有许多早期出国并留在海外的老留学生，为国内种种发展的故事所激励，纷纷踏上“海归”之路。

北京市回国服务管理中心的孔小姐告诉记者，在她所接触过的大小“海龟”中，谈到各自“海归”原因时，说法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也有“美国梦”、“澳洲梦”或其它什么“梦”的破灭;有对沦落为西方“劳力人”阶层的不甘;更有回国展现自己才能价值，报效祖国的“海龟”。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黄平分析得更具体。他是一个专门研究全球人才流动的社会学家，他本人也是曾经留学英国的“海归”人士。在他看来，总的情况中国还是处在人才往外流的阶段，但这些年有一个变化。学成的中国留学生要面对欧美人才市场饱和程度和就业机会的问题;已经就业多年的，则要面对职业晋升艰难的问题。而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又开始出现了一个至少发展势头还不错的情况，机会也比较多。

他认为，第一个真正的回流浪潮其实是1997年香港回归。1997年以后连续两、三年，大概有几千名大陆留学生从欧美到香港就业，补上了1997年前许多香港专业人士移民国外留下的职位空缺。

第二个浪潮才是最近这三、四年，这次是回大陆创业或工作，包括举家回国定居的和仍然“一家两国”的，虽然回流者与滞留不归者相比还是少数，但其规模是198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每一年回国的都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

至于“海归”为什么能够在近些年来成为一种现象。从英国“海归”中国的北京昌盛医学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骏说，主要原因是：“中国强大了，中国赶上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过去，在世界这个大游戏里，经济也好，政治也好，中国是没有人带你玩儿，今天是人家不能不带你玩儿。就拿我这个领域来说，十年前，我去马来西亚槟榔岛，当时全球500家大公司中有300家在那里设有工厂、办公室。而今天，90%的东西，不管是生产企业、还是研发机构，都挪到中国来了。”

原因很简单，“中国份量不一样了。作为海外的中国人，他回来，第一，他有归属感;第二，他有机会，不管是赚钱也好，发展事业也好，这些在外面的人突然发现，你回来，你才有更大的价值。”

王晓平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指出这种“回流现象”总的情况是由于全球经济的“一热一冷”，“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吸引了许多想回中国‘淘金’的海外华人;另一方面，西方近年来经济不景气，也使许多失业或择业机会暗淡的海外华人被迫返回中国寻找新的机会。”

王骏甚至把中国大陆的“海归现象”与台湾早些时候出现的类似现象加以对比，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七十年代末以后，随着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台湾半导体和IT业的发展(因为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很多有能力的人，很多美国硅谷的高薪人士和大老板，都跑到台湾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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