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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在社会系统内部出现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密切相关，是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作用于教育领域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城市劳务市场逐步开放，户籍管理制度出现松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快速向城市迁移，进而导致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子女数量日趋增多。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双重限制，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在城市中无法得到有效保障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提出和践行，政府对农民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日益关心，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怀努力下，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比如，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享有义务教育的工作机制已经基本建立，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享有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平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诚如世界银行对我国“十一五”中期教育进展的评估：“一个公共财政体系已经建立，以满足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城乡和区域差距在某种程度上被缩小，公共教育的提供也变得更加公平，这些都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1]
尽管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在上述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受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内部某些不合理因素的影响，以及各地政府和公立学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现阶段农民工子女教育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
一、现阶段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农民工子女入学机会依然面临多重阻碍
据2006年“城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课题组对9个城市的调查，农民工子女在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中还存在着困难，这导致了其失学、不能适龄入学以及童工问题的存在，部分农民工子女依然不能获得基本的受教育权利。据课题组调查，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学习仍然面临着多重阻碍。其中，有63.2%的家长认为孩子入学很容易，认为费了一番周折的占29.3%，认为入学很难的占7.1%，因入学难而失学的占到了0.3%。尤其是自从“两为主”政策颁布以来，公办学校既成为接收农民工子女入校的主体，但同时也是农民工子女最难以进入的学校类型。在认为“费了一番周折才入学”的家长中，进公办学校的占69.7%，进获准打工学校的占17.5%，进未获准打工学校的占12.8%。[2]而自城市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以来，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不足2/3，有的只有一半左右;能够真正享受“同城待遇”、不缴赞助费的学生比例则更小。[3]尽管各地政府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为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深入挖掘公立学校的潜力、努力提高公立学校的接纳能力等，但教育资源的增长与外来生源的增速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由于原先公立学校的建设规模是按照本地适龄儿童的数量确定的，因此，随着农民工子女日益增多，公立学校有限的接纳能力就会达到饱和状态。另外，城市公立学校高额的学习开支对于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往往难以承受。城里的生活成本本来就高，再加上学校中的其他开支，如校服费、校车费、活动费，一个儿童在城里上学所需的高额的生活学习开支让许多农民工家庭望而却步。上述两种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农民工子女的顺利入学。
2.“两为主”政策执行过程呈现缩水状态
(1)从流入地政府层面来看，流入地政府往往出现认识缺位、投入不足的情形。在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的长期影响下，流入地政府普遍轻视农民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对其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重视程度不够。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文件已经明令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由流入地政府负责，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流入地政府不能真正从思想上将其纳入本地区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入地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主要原因有三：首先，“两为主”政策的实质是由中央政府出面将流出地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转嫁到流入地政府身上。于是，一方面，流入地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和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但却因为是经济发达地区，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补偿;另一方面，流出地政府由于属于农村地区或中西部地区，不仅可以得到中央政府的经费补偿，而且还豁免了对流出儿童的义务教育责任。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影响了流入地政府的积极性。其次，他们认为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子女教育服务的水平，会吸引更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徒增城市的财政压力。再次，他们认为大量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会对本地居民原先享有的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构成直接威胁。某位一直在公开场合呼吁教育公平的教育官员也认为，高考是万万不能放开的，“那样，外地人就会蜂拥而至，北京的教育优势将不复存在，教育资源也会严重不足。”所以，近几年，随着北京户籍学生人数的减少，北京市教育系统宁可合并、减少中学数量，从而保证北京市高考的高入学率，也不愿意招收外地学生。[4]以上因素致使流入地政府在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上往往人为设置许多限制性条件，提高入学门槛，以此来变相控制农民工子女进入本地就学带来的多重压力。
(2)从公立学校的层面看，农民工子女入学时常常遭遇隐性排斥。主要表现在：首先，公立学校教师对接收农民工子女常常抱有排斥和抵制态度。由于农民工子女来自农村，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家庭教育环境相对不足，因而多数少年儿童学习基础较差，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相对于城市孩子的教育来说，不仅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教育成效往往不尽如人意，这将会削弱班级整体的教学质量，进而影响到教师本人的评比评优和福利待遇。其次，农民工子女流动性较大，导致其辍学率较高，而政府每年在对学校评估中，辍学率是一项重要的评估指标。为降低辍学率，许多学校对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抱有消极态度。再次，即使是在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立学校里，从表面上看，农民工子女和本地学生能在同一个屋檐下读书，但是深入学校内部却发现，学校将城市学生和农民工子女人为隔离进行施教，校园被分成“东部”“西部”，不同生源的学生不仅作息时间、校服、奖励待遇等不同，甚至连互相交往也要受处分，活脱脱演绎出一幕幕具有讽刺意味的“隔离但平等”的教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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