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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圣外王”是近代学者梁启超、张东荪、冯友兰和熊十力对儒家精神实质的把握和体认。他们正是从不同的思想层面将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概括为“内圣外王”，并分别做了鞭辟入里的精彩解释和演绎，对后世儒学的研究影响极大。本文通过对他们四人的代表著作和主要见解做一简要梳理和剖析，从而说明他们是如何经由一种实践哲学的方式和理路来探讨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

关键词：内圣外王;梁启超;张东荪;冯友兰;熊十力;论文下载

虽然从孔子创立儒学起，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特征和最高理想的儒家思想历经千年而不息，绵延不绝，遂成为中国传统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传统。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虽然北宋理学家二程开风气之先，最早将儒家学说概括为“内圣外王之学”，然而汉宋诸儒却很少将儒家学说明确地称之为“内圣外王”。只是到了近代，当学者们开始反思儒家学说的思想本质时，才较为明确地将之概括为“内圣外王”。正如张岱年所认为的那样，“先秦儒家孔孟荀并未提出”内圣外王“的观念，汉宋儒者亦很少谈到所谓‘内圣外王’，这不是偶然，必有其故。……只有到了近代，熊十力、冯友兰才强调了‘内圣外王’，台湾新儒家又大肆鼓吹内圣外王，这是与前儒不同的。”[1](P422)

一、梁启超的《儒家哲学》

在近代学者中，梁启超可能是最早也是最明确地以“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的学者了。他在《儒家哲学》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的学问与其说是关于知识的学问，不如说是关于行为的学问。梁启超认为，《庄子》的“内圣外王”不过是《论语》“修己安人”一语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因为“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2](P101)具体而言，所谓“修己以安人”，就是将外王的学问纳入内圣之中，一切以各人自身的人格修为为出发点。即首先专注于如何养成健全人格，“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2](P101)他并且认为，儒家“内圣外王”的具体条理内容在《大学》上有精辟的概括。因为《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而《大学》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

在梁启超看来，儒家哲学实应以“儒家道术”来表述才更为完整和准确。因为儒家哲学，不但讲道，讲道之本身，还要讲术，讲如何去做;一面教人应该做什么，一方面还要教人如何去做。若借用西方的语言，即不但要讲What，更要讲How。因此，他以为，就内圣方面而言，比如性善恶问题，属于讨论人性本质的，是偏于道的;如知行分合问题，属于讨论修养下手功夫的，是偏于术的。但讨论性善恶，目的在教人如何止于至善以去其恶，是道不离术;而讨论知行，目的在教人从知入手或从行入手以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是术不离道。而在外王方面，比如说“民德归厚”是道;用“慎终追远”的方法造成他便是术。“政者正也”是道，用“子帅以正”的方法造成他便是术。“平天下”、“天下国家可均”是道;用“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的“挈矩”方法造成他便是术。如此道术交修，即是所谓的“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儒家的全部体用，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实在不过如此。[2](P103)

因此，梁启超认为，儒家哲学，儒家道术，“不独讲正心修身，还要讲治国平天下”。[2](P102)也就是说，不但要讲内圣，还要讲外王，必须将此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认识到儒学的真面目。在他看来，儒家所谓内圣，可以把今天所谓的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包括在内;而儒家所谓外王，亦可以把今天所谓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都包括在内。总而言之，他认为“儒家的特色，不专在知识，最要在力行，在实践”。[2](P118)换言之，在梁启超看来，儒学之所以为儒学，其道术最根本之处即在于《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而其特色主要不在知识上，而在实践——在道德实践和政治事功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儒家哲学，其特色，其专长，主要不在理论哲学，而在实践哲学上。

尽管在我们看来，梁启超关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及内圣与外王二者的内在关系的论述上并无太多的新意，并没有脱离《大学》“三纲八目”的理路。但他很早就能通过一种实践哲学的理路来看待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并在中西思想比较的层面上给予说明，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确独具只眼，具有相当的开创性。

二、张东荪的《思想与社会》

与梁启超的看法相近的是，张东荪在《思想与社会》(1943年)一书中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认为，至少就《论》、《孟》、《大学》和《中庸》这四书所表现的思想来看，可以说有一点是一贯的，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

张东荪认为，儒家学说的特点是将“学”与“修”统一起来，“把自己的变化气质与对外的济世利人合并为一件事;把纯粹研究的辨理析物与躬行实践的敦品励行又合并为一件事。”[3](P119)也就是说，在儒家那里，自始至终都没有走知识论的路向，并没有将“知”与“行”割裂开，也没有将知识与道德割裂开来，故儒家并没有西方那样纯粹的知识学和理论的伦理学。恰恰相反，张东荪认为“儒家的特点却在认知识就是修养，自修就是济人，内外是合成一片的。”[3](P120)因此，儒家所谓的“学问”主要讲的就是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又与济世安民结合在一起，故“内圣外王”在儒家的学问那里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不仅如此，张东荪还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所讲的是一种有机整体的观念。在这种思想观念中，我们今天所谓的宇宙论、社会论、道德论和政治论乃是浑然连在一起的一个有机的系统，不能完全分开，亦没有分界。“中国是以一个宇宙论而紧连着就是一个社会论，这个社会论中包含公的方面是政治，私的方面是修养的道德。显然是以宇宙秩序比拟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决定个人地位。故中国人的修养论依然是具有政治性质的。”[4](P288)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思想那里，宇宙和社会、道德和政治从未被分离开来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而是认为，宇宙、社会和个人是有机的统一体，宇宙秩序就是社会秩序，宇宙是大社会，社会、个人亦是小宇宙，宇宙、社会和个人有一种同构关系。而且，中国传统思想还认为，就社会而言是政治的问题，就个人而言则是道德的问题;于公的方面是政治，于私的方面是道德。所以中国并没有纯粹的伦理学，亦没有纯粹的政治学。道德与政治，伦理学与政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问那里始终是统一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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