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多学院、多学科的大学之“大”不复存在，“学”渐被“术”所取代，必然意味着大学的人文资源和人文精神严重流失。虽然直到今日中国高等教育事实上仍是真正英才教育- 只有极少数青年才能入学，实行激烈的竞争和严格的能力主义的标准，但在内涵上却早已世俗化了。那种高贵的人文理想逐渐为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按统一规格成批量地培养标准件的大学于是越来越象是为人垢病的“教育工厂”. 由国家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统一的培养目标、教育模式直至统一的教材，抹煞了不同类的高等院校的区别- 大学与学的区别不再那么显著和重要，和学院相比，大学只不过意味着有一段模糊的历史和一个更为漂亮的校园。在这种行政管理中，学校之间的不同个性，特色和差异最终也消失殆尽。

八十年代以来教育改革，尽管认识到了上述的各种杂的开发中心，而首先是指大学作为社会的人才库和思想库所应承当和发挥的功能。大学应当致力于成为向公众开放的，资源共享、富有效率的学习中心、科研中心和创造性源泉，以及成为社会和社区的精神文化中心。这就是说，拆除了与社会隔离的藩蓠、涤除了经院气的大学，仍应保持它作为文化先驱具有超越性的精神之塔，仍应是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生气盎然的“书香社会”.

◎理想的重建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重新焕发大学的精神活力，以承当文化传承与创新、为未来中国培养英才的使命，除了逐渐理顺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恢复大学的自主性，使大学真正成为“面向社会办学的法人实体”，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

更新教育模式，实行通才教育。大学实行通才教育，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也是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的传统。现代大学的通才教育，并非重申贵族教育、绅士教育的理想，而以培养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已任，以别于专门学院或社区学院以传授专门技能、事职业训练的目标。西方古典的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在现代社会的转义、现代通才教育的精神，被认为是自由地去学、使人学而自由的教育。即使人博学多才，保持自主的心态，自由地思考和探索，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安身立命，长期有效地工作。针对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分裂，以及日益专门化的学科壁垒，通才教育并不否定科学教育和专门教育，但它旨在学生提供“统一的知识”，和专业教育相比，它是指更为基础的和普遍的知识，从而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知识。它不仅关心如何做事(to do )，同时关心如何做人、如何生活(to be )，以克服专门教育造成的精神世界的贫乏和人格的孱弱、分裂，而培养“统一的人格”. 在实际的操作中，作为教育理想的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 )主要是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通过一套精心组织的，以文理科基础知识为主的通艺课程或通识课程来实现;专业训练的任务则被放置到大学(研究生阶段或就业之后)。

如前所述，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在拓宽专业口径、加强基础，重视综合性、灵活学制等方面，均有尝试，但并没有确定一个最终的目标模式。

这个目标模式就是通才教育。今天我们应当不再犹豫。在前些年的讨论中，反对通才教育的最重要的理由，因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造成人的流动性增辊、职业变换加速，因而需要多种技能;而计划体制下的专门人才并无这种需要。那么今天这种需要已出现，毕业生缺乏竞争性，适应性和创造性的情况已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另一个反对理由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和单位不具备职业训练的能力，因此培养专才的任务不能放到大学生，只能在本科四年完成。我的回答是：如果不把这一任务转换出去，企业永远不会自动地获得职业培训的能力。真正的困难实际在于，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变革，它将要改变我们已经习惯并实行四十多年的一整套教学制度、教学组织和教学管理，即专才教育的模式。

在另一个层面，恢复大学精神的改革，参照经济界的说法，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作为学术机械和教育机构，其管理行为与企业和行政机关的根本不同之外，是后者以仅力为中心，以效率为首要目标;而大学则是学者自我管理，以自由为基本价值的一种组织，因为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前提条件。自19世纪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它便成为世纪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美国高等教育的“三A 原则”是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 )、学术中立(Academil Neutrality )。学术自由是一个流动和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自有不同的规范和限度，但其维护学者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免受非学术力量的干预，从而保持学术的丰富性(高水平和多样性)的基本精神，是清晰的和一贯的。它在实践中具有两个基本方面，即界定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和建立由大学的学术内行组成的组织实行学术自治。后者是从中世纪大学形成的传统。

正象一个不以赢利为目标、经理(厂长)没有经营权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一样，一个没有奠定学术自由的价值，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的大学，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遑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正是当前一批重点建设的大学与国外著名学府的最大差别所在，而并非在教育经费、仪器设备等“硬件”方面看似天壤之别的差距。有必要重视大学“软件”和教学“软件”的更新，它更多地制约和说明着学校的现代性- 在教育现代化的尺度上， 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也许更为接近现代大学的概念。

大学的制度创新，简而言之，就是将学校由行政型管理改为学术型管理，建立“教授治校”、“教授治学”的管理模式，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的教学和科研组织。与此同时，建立有社会力量参与的监督和评议机构。应当说，大学的这种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已经是相当成熟和定型的，虽然各国有各自的特点。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以更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借鉴吸收，加快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1]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选集》第67页。

[2]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50 页。

[3] 《竺可祯日记》第二卷，第840 页，1945年5 月7 日。

[4]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 期，1931年12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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