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适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关系

胡适即使在自由主义思想的逻辑体系上，建树无多，但是他无法游离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因此为了弄清胡适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关系，我们必须从分析后者的发展特征人手。

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征(由于本文论述的要害在于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因而此处略去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史的陈述)。在我看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从运动产生的背景来看：一方面国内政治运动的相激相荡，另一方面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使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中国日益步入严重的存亡危机。在此情势的逼迫下，一部分关心国运的有识之士挺身而出。干预时政。要求政治革新。二是从运动与权威当局的关系来看：既有一部分人独立自由抒发时论，希望以负责任的舆论监督改善政府，又有一部分人直接进入政治场，但并未扭转政治大势，有些反而落得声名狼籍。三是从运动的方式与路线来看：

(1)通过创办刊物，发表文章，进行演讲等方式来宣扬民主自由理念;(2)既想通过自由无涉的言论来推进政治改造，又在组织反对党问题上徘徊。前者致使运动介入者有空谈误国之嫌，后者又使运动没有真正的实体组织为依托，自然影响不彰。四是从运动的领导者或重要参与者来看：(1)缺乏公开竞选上的真正自主的领导者;(2)没有形成一批运动骨干，缺乏推进运动的核心成员;(3)即使存在着不自觉的领导者或重要参与群体，他们主要都是自由主义学者型的理论家，不存在具有公正、热情和冷静判断力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五是从运动所揭示的政治理念来看，虽然宣扬个性、宪政、民主、法治、自由等内容，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动，并没有形成一批前后相继，坚定一致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六是从运动的成果来看：①它将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等字眼引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学术界，至少从表象上看，它在朝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社会化努力;②因其既拿不出象样的自由主义理论大作，又制定不出切合时局的政治举措，从而很难扎根于中国本土。

对于置身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中的胡适，他是很难对该运动作出清晰的判断的。可以这样说，他是不自觉的被推上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潮头。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既想以独立的言论自由谋求现实政治的改良，又想处于权力场的边缘，胡适不得不在扮演政论家与政治家的角色上左右为难。实质上，胡适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关系，就在于他如何对待知识、权利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思想文化大师的胡适，无疑在知识的获取、传播与体察上具有无上的优越感，他相信通过多年积累的知识可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进一步而言，他坚信他能将人类尤其是中国国民的理智加以改善，可以在他们心中真正建立起尊重知识、景仰历史、崇尚理性与追求正义的完善的公民心性。在此前提下，国民权利主体意识得以树立，他们就可以争取个人的自立、自主、自尊与自信，从而就可以强固公民个体的心性，广而传之，久而习之，一个真正自由、公平、民主的公民社会便培育起来。这样，每个公民就可以清醒地运用自己的知识，通过合理的有保障的权利，真正使权力为人类的福祉服务，切实为建设一个自由人的文明的联合体而奋斗不已。胡适的上述乐观愿望，在于他对中国近代以来复杂形势之过度自信的评估。在他看来，中国长期积弱不振，关键在于没有提升国民的素质，没有致力于长期而渐进的思想文化启蒙工作;同时，中国又必须放宽视角。认真思考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一重大问题。因此，只要我们真正建立自成体系的教育机制，真正在思想文化的问题上长久的下工夫，中国的富强、民主、自由使无须自扰了。不过，胡适的理想主义一旦遇到现实的压制，就激起他的斗争意志来。我们知道。晚年的胡适一直将中华民国置于自由民主的阵营，他的反共仇共情绪的膨胀就是基于此种断定。令人沮丧的是，胡适为自由中国争取自由，犹若与虎谋皮。我并不是有意嘲笑胡适先生，而是在于指出胡适对中华民国政治民主现状判定的严重失误。不仅如此，他对国民党组织的良善期望，也是源于他对该政党的不智的预见之上。中华民国在当时政治上的拙劣表现，无疑给胡适的自由主义理想当头一棒。因此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胡适政治理想的悲剧性，非常恰当地体现了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发展的特性及其命运，这正是他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关系所在。

三、胡适对后世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之影响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逻辑体系之不如人意以及在行动上的限制诚如前述，但这并不能掩盖他本人在思想探索与实际追求上的价值所在，尤其是他给后世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留下的思想遗产与行为示范。具体说来，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逻辑结构即便存在诸多问题，但它无疑启发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后来者们，必须在学理探究上狠下工夫不仅有系统地引介西方政治学说的通识性著作，而且要有众多严谨的研究政治学基本范畴的经典性篇章。换言之，中国必须有一批又一批前后相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实在地建构自由主义理念与坚定地传播政治常识，最终使大多数公民在理智上认同自由主义。

另一方面。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在实践领域中的四处碰壁，并非他对该思想的不忠诚和缺乏践履使命的道德热忱。问题就在于，胡适在“士”与“仕”之间存在根本的局限。他本人在晚年宣传自由主义时已有所察，认为“东方的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也就是说，中国缺乏忠实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因此，后世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在各种严峻的实际斗争中，培育出自己的前仆后继的政治活动家，使他们在价值观与行动模式上切实地献身于自由主义。

不过，仅仅从理智上认同自由主义和从行动上实践自由主义，还是不够的，因为这可能出自人类自身的功利取向，而不是从心灵与情感深处眷恋自由主义。正是这样，托克维尔才颇有洞见地指出：“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倒可使其它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予他们的那些福利。这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

由此可见，胡适期望在思想文化方面为政治奠基的长远战略之虑，并不是他不理解中国，而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情绪，使国人们误解了胡适。因此，只有当中国国民充满了自觉的理性，时时准备实践自由、民主的制度，不断地完善自己的道德良心时，争取中国的自由的漫长而细致的工作，就会使自由之花在中国大地处处绽放，也只有那时国民才会发现“正义女神以她全部的美点燃了一股激情，它也许暂时会焚烧成为熊熊大火，但将久久地燃烧着，放出温暖人心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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