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社会而言，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它与外部环境、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参与全部社会生活的复杂运动。因此，无论教育怎样发展，它都不可能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教育本身就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生产性是教育社会属性的集中表现。教育应该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且主动与其相适应，这是社会存在之所需。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更新和广泛的应用，而教育既是知识生产、积累、使用的主要手段，也是经济发展转向知识依赖的的根本途径，更是知识向经济过程融合的桥梁和纽带。因而，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也恰好说明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性因素”。事实证明，教育在推动经济发展这方面的功绩是相当显著的。但是，教育并不是历史和社会的消极产物，“承认教育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实际之中，教育要从这种实际出发，却并不意味着把教育的功能理解为将一个现存社会再复制、再生产”。教育虽然是“整个世界的反映”，但同时“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绝不能把自己“湮没”在社会中。教育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并不意味着教育对社会需求的简单迎合。因此，一方面，教育应积极主动地适应并服务于社会，为物质财富的创造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教育的理想和超越的本质又要求其“保有独立的资格”(蔡元培)，以“不为浮云遮望眼”的超然姿态，向人们展示一种崇高的理想目标和生活境界，为社会发展构筑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教育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就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

三

以上我们分别在个体和社会的层面方面阐述了教育的伦理道德价值的应然取向。它不但教会人们“何以为生”的知识和本领，而且让人们懂得“为何而生”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它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适应、服务于社会，又独立、超越于社会的完善而美好的教育图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我们衡量教育善恶的一把标尺。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用这把标尺来重新审视一下现实的教育实践。

美国教育家杜威在评述哲学困境时说:“哲学现在所处的困境之原因是:有用的知识越增加，哲学则越忙于完成其于人生无关的任务。”如果把这种评价用在我们今天的教育评价上也未尝不可，有用知识的增加，也同样地使教育越来越与人相疏远。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幸福，不能为任何不相干的利益而牺牲这种幸福。这一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现实常将人们的理想击得粉碎，家长让子女接受教育的目的大多是源于生存的考虑。正如诗人艾略特所言:“要不是教育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权力……或至少得到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那么费心获得教育的人便会寥寥无几了。”为了生存本身并没有错，但当教育与功利在理念上相统一时，它与人的分裂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求学动机的驱使下，成绩自然就成了教师和家长共同关注的焦点，似乎它比一个鲜活的生命还要重要。残酷的分数竞争使他们变得虚伪、自私，物质空间的扩大与心灵空间的缩小形成鲜明的反差。孩子们高声宣泄着，“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试问:他们现在幸福吗?如果说现在的牺牲是为了将来，那么将来他们就一定会幸福吗?人并不是一个肉体或躯壳的简单存在，幸福是心灵的感悟和意向。理性训练的强化尽管可以在短时间内赋予个体谋生的技巧和能力，但这种表面的繁荣依然无法掩饰学生心灵上的空虚。当我们把一颗纯洁的心灵托付给教育时，苏霍姆林斯基告诉我们:对待学生“要像对待一朵玫瑰花上颤动欲坠的露珠那样极为小心”。这是一种何等的关爱与呵护!但是现实又一次让我们失望了。据《北京青年报》披露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小学生有心理障碍的占20% - 30%，中学生占40% -50%，远远高于成人。价值和意义的失落使越来越多的学生离家出走，甚至走上犯罪道路。这些屡屡见诸报端的新闻常常让我们感到揪心!“虚无的教育”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我们必须反思:除了实用的知识，教育究竟还能留下些什么?

无疑，在教育对个体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上，我们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由于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而存在的身份，使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己经习惯于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因此，在教育的发展史上，它从来都是作为社会的工具而存在的，几乎没有自己的世界。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教育的工具性和经济性的功能得到超乎寻常的凸显。本来市场机制的建立已经史无前例地激发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欲望，教育本应借助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来弥补其所造成的人性的片面化，通过对精神的关怀来提升人格的层次。但事实上，我们的教育非但没有承担起排解人们精神困惑的责任，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越来越热衷于追求那些外显的效益和实实在在的功利，专业设置直接与市场需求相挂钩，本应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的大学有意无意地在扮演着“高等职业介绍所”的角色。可以说，日趋膨胀的功利性追求已经让教育忘掉了自我。池田大作在与汤因比的对话录中指出:“就教育来说，确实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实利效果，但这终归是作为结果而自然形成的。若把实利作为动机和目的，这不是教育应有的状况。在现代技术文明的社会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己成了实利的下贱侍女，成了追逐欲望的工具。”为此，他呼吁要把“为社会的教育体系”转换成“为教育的社会体系”，他认为这种转换是21世纪教育的当务之急，因为“把教育视为一种手段，也就等于把人视为一种手段”。因此，尽管我们无法  割断教育与社会的本质联系，但若是对功利的追求遮盖了教育价值中蕴涵的伦理道德精神，这无疑是对教育的褒读和对人类尊严的挑战。

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教育是除了经济之外最受瞩目的话题。只有符合现代伦理精神的、合乎人性的教育才能真正担当起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神圣使命。然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整个社会变得异常喧嚣和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审视教育的视线，从而使我们的教育长时期地停留在一种实利的层次上，既无法提升个体获取幸福的能力，又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柱。教育的种种失误，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教育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的偏差。实利层次上的教育只能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低层次的教育永远不能造就高素质的国民。因此，对教育的伦理道德价值的探讨是提升教育境界和促进教育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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