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思潮于中国语境中的“理论旅行”

新时期“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思潮涌至中国.风行一时。但是这些理论的最初得以翻译得以引进却并不是因为这些理论的提倡者突发奇想对这些西方理论发生了兴趣，而是要借此解决自己的问题。一种西方话语之所以流行于中国，缘自于中国的内在需要，根源于中国的现实，它影响了中国的现实，但同时又为中国的现实所决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只不过是被借用来的斗争工具。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理论和思潮的翻译与引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只是作者对沉闷落后的国内主流话语体系的发拨，国内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翻译”引进来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并摆脱庸俗过时的艺术成规。“译者”在最初翻译这些术语时，自己所处的历史情境和空间地域等种种因素难免会对这些术语的定名和阐述过程产生一定的干涉和影响。难免会根据现实语境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和改造，以使之适应中国国情和新时期语境.因此在中国形成的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及女性主义思潮是由中国的语境和新时期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与西方的“原版”有很大区别。理论再次经历了“旅行”，产生延异，不再等同于以前的“母本”。

熟悉了翻译中的这个“理论旅行”理论之后.我们就可以注意到理论旅行的过程，而不会天真地认为此理论乃彼理论，从而受到语言能指的欺骗。

比如说我过国的人文主义就与其“母本”西方人文主义有很大差别。在西方，人文主义是与神学主义、自然主义相对存在的。强调的是人的个性解放。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要求实现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中国在引进这个理论时更多的将重点放在社会的发展和人的社会性上，不自主地将其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相联系.使其增添了原本没有的一些要素，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有所不同，翻译延异再次产生。

进人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也经过了同样的过程，在历经了大量的翻译、争论及文学实践后，现代主义终于在80年代中期前后稳固下来了。孰料，此时人们对中国现代主义的身份忽然产生了怀疑。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缺乏真正的现代主义要素，与西方现代主义相比有很大差距，不是真正的“现代主义”。现在看来，这些论调只是反应出当时批评家对于翻译的文化间性的隔膜和对于“理论旅行”特性的无知.他们认为中国新时期的“现代派”就是西方的“现代派”，其实一个理论在被翻译迁移到新的地域空间和历史情境之后，产生一定延异和变异是再所难免的，新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情境自然会对其进行改造和重新阐释。由此一来，西方的“modernism”与中国的“现代主义”就具有了全然不同的内涵。

另外中国引进的女性主义与西方的原版feminism也产生了一定隔膜和差异。西方个人传统中的feminism追求的是超越男权社会的女性独立.但它旅行到中国时，内涵立即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独立之余，一开始就将女性解放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强调女性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中国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强大。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具有了不与男人作对、却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的特点和深厚地社会性根源，与西方殊异，这充分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以及历史情境的改变和地域空间的迁移对一理论的必然改造和延异的力量。

四、翻译过程一“旅行”与延异的不可避免性

有句意大利格言“翻译者即叛逆者”，即通过翻译进行完全对等的转换是不可能的。本雅明说过，诗人的意念是“自发的，原始的”，而翻译者的意念却是“衍生的，观念的”。他认为原作的精神是译文永远不可能全部达到，“尽管我们可以从译文中尽可能多地收集那种主题，并将其翻译过来’，但真正的翻译所关注的那个因素去仍然相当遥远，不可企及。”(本雅明，1999)巴恩斯通(WillisBarnstone)也指出“语言之间的任何穿越必然意味着浪费混乱和重大的损耗。”(Barnstone，1993)另外.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任何理论总是有自己产生和存在的语境与空间，如果强行将其从一时一地迁移到另一时另一地，使其脱离了原来语境的理论，被安插到另一历史情景和空间地域中，产生延异和变动本是难免，更何况还有意识形态对其进行有意识的改造和重新阐释。西方理论与思潮总是与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过去相关联，而中国则有完全相反的“经验”，即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刘禾，)1995。因此.这些根源与其历史与过去的理论与思潮来到中国肯定会发生延异与变动.并自然而然地与中国的思想根源相结合，产生出属于中国自己的“西方理论’’与“西方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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