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元共生

我们目前的教育学研究及教育实践要想获得更多的可能性，形成更丰富的可能性域与发现更多的可能世界，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倡导多元共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多元共生，也惟有如此，才能实现教育学研究与教育改革的真正深化。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化的活动，教育必然渗透与传递着某种价值观念，在教育中进行主流价值观的熏陶是无可厚非的。但值得反省的是，在教育实践中，所有价值都是预设的，而且是一种能够被学生意识到的预设，那么就必须考虑到这种价值预设对学生的影响和对教育效果的作用。现在在教学领域中已倡导开展多元哲学基础上的多元性教学，这是一种更富有生命力、也更切合实际的教学理念。价值判断由于有主体尺度的介入，其本质上就是多元的。因而教育学研究者进行探讨即是一种价值表现。“教育学即是理想，即是精神的一般趋向。”但在我们的教育学研究中，教育学曾一度被理解为政策解释学，并且至今还留有历史的痕迹。因而价值多元化就成了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在目前的教育学研究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似乎就是把在教育学研究中被认为是贬义的判断与概念给予中立化，对教育学研究中的价值取向予以平衡化(并不是颠覆)。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另一种精神趋向。

真理多元化在传统思维方式中是难以接受的，但在现时期的文化视野中，尤其在复杂性思想的影响下，在微观领域及科学哲学的研究中，这已不再是坚冰～块。传统理性观念下的“知识”现在也已成了不再是“中立性”的了，给它的客观性提供基础的“自主性”与“非人格化”等属性已被消解，知识本身就具有价值性。福柯的研究也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并以其“知识型”宣告了“人之死”。在现代的认知过程中，价值的需求取代了求知的渴望。

真理多元化并不仅仅是指真理把握中认识能力与条件的不确定性与发展性，这只揭示了真理的发展性。真理多元化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应该是“实在本身是多元的”，而我们“没有360度的视角”，这是从实在之本性出发的，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的，“多元性是人类的状况”。多元性、多形态性、差异性是其前奏，歧异性、相对主义、视界主义都是其表现。因而，我们的教育学研究、教育理论都只是表现了教育实在与我们的一种关系，这是我们的生存状态，不容漠视，也不应绝望。方法在经典科学中被机械地予以理解，蜕变成了只须加以机械运用的技术。事实上，“方法是理论所必要的重新组织活动。方法的改变将直接导致研究范式的改变。在教育学研究中，一般的状态是处于两极方法之间的钟摆，很多时候难以找到合适的平衡点。目前的状况是实证化、数据化研究是主流，似乎只有这种研究才能与国际接轨，而思辨式研究则处于边缘。在方法运用方面，也应有一种我们前面提及的连续统一体意识。只有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才能使教育学研究出现不同的研究范式，才能从更多的角度透视教育事实。

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通过其增殖原理，进行一种反规则(可以看成是毫无理由的反规则，为反规则而反规则)活动。其目的即在于促使我们“采纳一种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费耶阿本德摒弃一致性而倡导方法多元性，“怎么都行”就成了一个容易被误解但又更有力的、更好理解的“多元方法论”的口号。教育学研究中必须倡导方法多元化。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只有多种方法互补，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系统。

目前我们进行的复杂性研究，从其中产生了方法与思想，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可能的悖论，即复杂性本身就成了一种简化的工具。幸好，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复杂思维没有方法论，只有方法，它的方法就是一种信念——不要封闭，粉碎疆界，重建联系，把握多面性，考虑特殊性又不忘记整体引。康德说，政治与教育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现象，对此我们必须采用复杂性思维的方法、采用多元方法才可能对这最复杂的事物作一个尽可能的全方位的描述，才能更充分地展示“人类的状况”以及“教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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