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正因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也就具有了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受制于社会，有其特定的时空存在，它肩负着社会的重任，对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振兴、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并赋予受教育者适应“当下”生活的一切特性，体现出其强烈的功利性、适应性。

另一方面，教育又立足于人的未完成性和超越性，鼓励个体通过现实的努力追求，缔造一个寄托人的美好现实的有意义的世界。因此，教育世界既是一个事实的世界，又是一个价值的世界、意义的世界。教育无法自觉选择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也无法选择人的价值信仰、民族皈依等，因而就无法逃避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现实及个体现实的制约，是“事实的世界”;然而，教育也在授以学生知识、规范的同时，又诱导学生理解由道德生活所带来的心灵的崇高，它关怀并教导人生，包含着人们对真、善、美的永恒探索与追求，体现出一个意义的世界、价值的世界。可见，教育是由人创造的，而教育又在创造着人类。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教育要告诉人们世界是怎样的，从而使人成为有知识的人、客观的人、现实的人;教育要告诉人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从而使人成为有智慧的人、会思考的人;教育还要使人知道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什么样的世界才是美好的，从而使人成为有理想的人、有道德的人，勇于超越和创造的人。而这一点，恰恰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所以，在教育过程中，始终有教育情怀、教育信念、教育理想之存在，它构成了人们的教育信仰系统，并因此而使现实的教育活动不断朝向新的目标与高度。

樊浩等在其《教育伦理》一书中，从“人的成长”来分析教育的伦理内涵，也在某种意义上向我们展示了教育的适应与超越的内涵。一是教育伦理内涵的未来向度，即教育要面向未来，立足人的未定性和创造性，立足于人的成长，“正是教育筹划人类未来生活前景、培养未来理想新人、铸造未来人格或未来人的灵魂的根本属性，使它建立在追求一种可能生活之善的伦理价值前提的基础上”。二是教育伦理内涵的生命向度，“尊重人和人的的生命的成长，尊重每一个人生命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内在需求，尊重个人的自由、独立和每个个体生命的差异，尊重并善于发掘每个人的生命潜能”，这是教育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关怀，也是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三是教育伦理的社会向度，“社会性”构成了教育伦理的建构原则，它既指教育作为社会的公共事务，应当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指教育在促进学生社会化的同时，还应让学生意识到自己应尽的各种社会责任。尤其是改造社会的责任，20世纪以来，“教育以其传播和创造知识的角色而处于社会的中心，但这不意味着学校只是单独地适应社会的变化，事实上教育还担当着改造社会的职责”。

总之。无论是就人的本质还是就教育的本质来看，无论就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还是教育与个体的关系来看，教育总是表现出“适应”与“超越”这两种追求或作为。这两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共处在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一方面，“超越”离不开“适应”，“适应”是“超越”的前提和基础。因为，“现实”是怎样的，“现实”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会制约着“超越”的内容和水平。另一方面，“超越”引导着“适应”，它赋予“适应”以意义的存在，价值的存在，“适应”是为了“超越”。因为只有用“超越”来审视现实，才能突破现实的界限，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的现实。

再次，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多样性，每位个体在对现存世界的适应都会有选择性的、过滤性的，表现出“否定性”的超越的一面。因此，适应中又包含着“超越”。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教育适应与超越是互相关联的，但其对个体及社会所起的价值、作用却是不同的，在层次及要求上也是有区别的。因此，对社会和个体而言，教育的适应与超越应当是对立统一、相互补充的，不应存在任何割裂与脱节，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保持着合理的张力。这是人性完满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对人之生存与发展于其中的多元开放的、丰富流动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必然反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在当代教育理想的建构中，我们既反对教育发展中所出现的过于工具化、功利化的倾向，也反对无视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根基的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的教育理想，从而“真正地认识到仅仅立足于特定的现实需要的教育的有限与欠缺，认识到教育在价值追求上超出特定的现实需要的深远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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