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能纠正逻辑实证主义在传统实在论表述上的错误做法。所以。即便是站在不同立场的默顿学派的杰出学者巴伯也说：“强纲领的几个特征引起了我的钦佩。这些学者不仅对科学的社会组织。而且还对科学的实质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克服了我感到在我的工作上的不足。由于在科学方面没有受到训练.我不得不限制我自己主要研究科学的外部社会组织与其在大规模的社会系统中的地位。这些新的研究者.在某些方面.如戴维·埃杰.以前一直是一位实践中的科学家，其他人也在严肃地与仔细地理解科学思想的实质。最后.我敬佩这一群体的能量：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训练学生，成功地编辑了科学社会学的主要杂志《科学的社会研究》。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所坚持的对称性原则与公正性原则使其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趋于极端相对主义.在许多强纲领的科学研究案例中，他们的工作也是在否定一种客观的.进步的科学的可能性。如，拉都尔和伍尔格在《实验室的生活》一书中试图消除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区别.认为科学家可以以不诚实的手段来掩盖其矛盾的证据.那样他们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就是成功的。因为所有的科学.在他们看来都是借助于修饰手段的谈判与制造出来的。都是“幻觉的建构”，否定了理论认识上有优劣区别的客观标准。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把占星术看作与天文学一样。都是科学，声称古奎林为支持占星术已收集了不少证据，这些汪据表明：“火星”是决定运动员能够取得冠军的决定因素。“这种效果能够在认识上被确定为一种科学方法上的成功。”
这样，就完全混淆了真理和谬误、知识和信念、科学和迷信的界限。并且由于他们的这种极端相对主义立场.即.无限夸大认识的相对性.使相对性绝对化。无形中也使自身变成绝对相对的了.进而否定了自身的确定性和客观性·也使他们自己的工作失去了客观的科学根基。同样也正如巴伯所说：“强纲领已经强有力地使我们信服科学社会学家注意到不仅科学的组织制度方面.而且科学的实际内容在部分上是由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所决定。但他们的相对主义趋向与他们的不充分社会学将不会推进我们所有的工作的前进。”
由于近代自然科学不是在中国诞生的，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吸收、利用、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近代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时期的“科学论战”使中国许多有识之士觉醒到科技的重要性.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利用西方的科技才能挽救危难的国家。渐渐地。科学在中国成了神圣权威代言人，成了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标准改革开放后。科学更是被视为富国强民的工具。先后提出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知识经济”等口号.这个时期科技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应用取得极大效应。物质财富也有了飞速增长。人们实实在在认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及其威力。加上中国应用科技的时间较短.科技的正效应远远超过了科技的负效应.对科技负效应还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一切都造成了人们对科技缺乏批判反思.盲目崇拜科技的情绪，因此科技乐观论和科技万能论大行其道。加上受传统实在论科学观的影响。认为科学知识是客观的、严格决定论的、精确的。是完全排除了人的主观性的，显示出的是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所具有的绝对真理性;科学知识比其他知识更客观.更合理，所以可以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这就容易导致科技的盲目应用和忽视科技应用的负效应.认为既然科学研究提供给人们的是准确的、认识了的自然的纯客观规律.那么人们遵循这样的规律、利用这样的规律去改造自然和社会就会必胜无疑.这样就会滥用科技去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从而造成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威胁。这种对科学的盲目乐观是不利于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的。而且把科学理想化、绝对化.几乎抬高到一个新的宗教的地位.本身也不利于科学的正常发展。
强纲领科学知识的建构论科学观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传统科学观进行反思.把科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上拉到与我们贴近的身边的生活中。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平凡、可错的.展示了科学的世俗化形象。它引导我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与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互补的。当然，彻底否定科学的真理性，极端夸大科技的负效应，全盘否定科学的社会应用价值也是很不可取的。这会导致相对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阻碍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不反对科学本身却反对将科学价值绝对化;我们不反对科学能给人带来幸福。却反对将科学视为导向人类幸福的唯一工具;我们不反对科学所起的广泛作用，但反对科学万能的霸权主义。这对于深化对科技的理解。让它更好为人类社会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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