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广西参战人员六七十万。当时广西人口为1300万，以居民人数和出兵人数相比较，广西出兵参战人数之多，居全国之首位，而且应征人数多数一经抽定就人伍，很少逃走。他们大多数都受过成人教育，既有文化，爱国热情也高，作战机智勇敢。广西军队转战沪、苏、浙、皖、鄂、桂等省市的抗日战场，参加淞、沪、台儿庄、徐州、武汉、桂南、枣宜等会战，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生存做出了巨大牺牲，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1月8日，(珠江日报》记者撰文报道:“广西的健儿一直担负着抗战的第一线，由于他们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对于抗战救亡必胜的信念，以及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英勇的血战，已经树立不少战绩。特别在津浦北线，摧毁敌人最精锐的部队，粉碎了敌人二期侵略企图，证明了我们已从抗战中获得的战略战术的进步成功，战斗力的提高，战斗情绪的旺盛。广西健儿的英勇抗战影响了抗战全面，影响的敌人，更影响了世界。”
在前线，广西军队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在后方，广西民众积极支援前线，踊跃交军粮，宁可全数吃杂粮一也要将大米缴纳军粮，决不拖欠。这般表现，不能不说是推行国民基础教育，进行爱国教育，提高民众意识和国家观念的结果。
至于生产教育，也是与国家民族生存关系极其密切的问题。如果说护爱国教育是为了激发民众爱国思想，振奋民族精神，那么，生产教育则在物质上支持抗日的必要措施。全面抗战，物质供给必不可少。从民众生活来说，倘若我们的教育不能具体地解决民生问题，民众不但视教育为与已无关，甚至摸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个人生活无法解决的时候，或爱国有心，救国无力，或将国家危亡置之度外，去谋图个人生活出路。雷沛鸿指出:“国民基础教育，复同时以生产为教育的内容，欲以生产教育为国民基础教育的骨干，爱国教育为国民基础教育的灵魂。”两者关系犹如车辆的两个轮子，相辅并行。另外，教育和生产相脱离是我国几千来旧教育的弊端。雷沛鸿指出:“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没有学到耕田的方法，做工的技术，经商知能，一出校就等于失业，成为脱离生产，抵制劳动的游民。”这种教育“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如果一个识了字而至于不愿从事于生产，这个人将何恃以营生?更就民族而论，如果一个民族中之分子.自识字之后，便要减少生产能力，这个民族又何所赖以维持生存?”所以，广西推行新学制，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生产教育，规定国民基础学校开设劳动课。要求学校办小农场，有条件的办小加工场。规定国民中学开设生产技术课，每周授课8小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讲授农艺、园艺、造林、畜牧、农产品加工等内容。毕业后，“重回到田园间去、商店间去、工厂间去”，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在当时，能这样一改因袭几千年的教育观念和制度，确实难能可贵。
(四)注重教育研究、试验和总结推广
1938年9月，广西省府委员会同时通过国民基础教育的三宗法案。其中之一就是(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办计划》。在(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中，把“设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展研究实验作为实施国民基础教育“进行程序”的首位。当年12月1日，成立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教育厅长雷沛鸿兼院长，贵州著名教育家黄齐生被聘来担任副院长。在该院从事研究的人员几乎包括全国各地有特色的教育学派的学者，有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晓庄师范推行的生活教育社学派的;有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县推行的乡村建设学派的;有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平民教育学派的;有黄炎培先生在上海推行职业教育学派的;有俞庆常在江苏推行的民众教育学派的。研究院还聘请各地著名教育家为特约导师。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蓝梦九等都先后应邀来桂讲学，共商大计，指导工作。可以说，当时广西推行的国民基础教育的理论、措施是借鉴和吸收了国内各种教育流派之所长，结合本省实际，进行选择加工而创造的结果。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办计划)第二条规定:研究院的任务为五项:一为调查;二为研究设计;三为短期讲习训练;四为辅导在前方服务人员之进修;五为编辑教材。前二项是依着调查而假设，由试验而推广两个步骤进行。对于“调查而假设”、“试验而推广”，雷沛鸿在《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法案导论》中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在实施国民基础教育之前，不但要对于教育对象的儿童和成人，而且对于社会制度及组织，以至一切人生需要，均应该先有精辟的审问，然后我们才可以晓得一般的社会病象和病态，及如何设法在教育上加以医救，然后我们才能决定一般成人所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然后我们才归纳之成为行动理论。如其不然，我们所要实施的教育势必重蹈于以前不切合社会需要和民众要求的教育。随之，教育的功用必至全失。所以由调查而假设，诚为实施国民基础教育的首要工作。”而一国教育制度不可不由自己从实际做出而建立起来。因此，我们“要以‘在本国调查’替代‘往外国考察’而搜求思考材料。更要以‘到田间去、到市井中去，到工肆中去’替代‘到欧洲去，到美洲去，或到日本’而作设计研究。”所以，“由调查而假设的行为实具有‘内向’作用和‘土化’作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假设，就可以建立行动理论与实施原则，经过论证由试验而推广。我们不为试验而试验，反之，我们实为推广而试验，这就是说，推广不能离试验而独立，试验有效之后必须推广于各地。推广未实施之先，必有待于试验。”研究院设有实验推广部和训练辅导部，担负研究实施指导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的任务。研究院在院周围划定实验区，作为推进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先行者。
研究院创办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调查研究、草拟方案、培训师资、编写教材、出版书刊、进行教学辅导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成为推行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参谋部。
三、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蓬勃发展的原因
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出现繁荣昌盛的景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决非偶然，而是有着许多原因。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地理环境来说，战时的桂林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自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重庆，那里交通不便，很少有回旋余地。而当时的桂林，作为广西省会，是广西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地理位置上，是联结我国西南、华南、华东的交通枢纽。由重庆到东南各省及皖南新四军、东江游击区要经过桂林中转;由南方各地通往西南乃至陕北革命根据地.也要途经桂林;同时，桂林又是通过香港联系海外的重要通道。这种进退自如，大有回旋余地的地理位置，比交通不便的重庆，更具有吸引力。而桂林秀丽的山水，自然对文化人也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因此，桂林也就成为沦陷区文化人来去较为理想的驻足地或中转站。
(二)从政治上来说，桂系首领们出于政治需要，对进步文化人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1930年，李宗仁、白崇禧在连年与蒋介石战争遭到惨败后退守广西，面临内优外患。为了防止蒋介石的进攻，抵御外侮，保存广西这块阵地，企图有朝一日挺进中原，与蒋介石再作较量，他们采取先治内后图外的策略，决心“从头做起”，“从根本是整理广西省政”，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继而推行“三自三寓”政策(即自卫、自治、自给;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颁布“广西建设纲领”，贯彻所谓“行新政、用新人”的方针。为了实现这个纲领和推行这些方针，他们在一段时间和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比较开明的政治态度，招贤纳士，对从沦陷区各地撤退来桂的民主人士、进步团体和文化名人都给相当礼遇，敢于聘用他们，有的还委以重任。例如，作为广西建设设计机关和智囊团的“广西建设研究会’，会长李宗仁、副会长白祟禧、黄旭初，聘请李达、李四光、杨东纯、范长江、梁漱溟、张铁生、张锡昌、秦柳方、林砺儒、邵荃麟、宋云彬、陶孟和、傅彬然、莫乃群等许多进步人士为研究员，胡愈之任文化部主任，千家驹为经济部副主任，雷沛鸿为文化部主任。李宗仁在构想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时曾指出:“为了团结抗战，支持抗战，‘广西建设研究会’应当多吸收一些进步分子，以壮大我们的声势。回顾‘六一运动’时，蒋介石集中了几十个师来包围我们，我们只有十多个团，真是孤军抗敌，形势非常严重，但蒋介石不敢动手。为什么呢?主要是那时广西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各学派都有人来广西。蒋对这形势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吸取的宝贵教训。所以必须延揽人才，集思广益，才能充实力量，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桂系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态度以及敢于聘用进步文化人的做法，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以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地位。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大批进步文化集聚桂林，并给他们施展才能提供了环境和场所，有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而相比之下。当时蒋介石集团在重庆对进步文化人的活动的限制则严格得多。这也是一些不满蒋介石独裁专政和法西斯统治的开明进步文化人不愿去重庆而荟萃于桂林的客观原因。
(三)有一批通晓中外教育的教育改革家执掌教育行政要职，推举进步教育李宗仁、白祟禧、黄旭初等桂系首领作为广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最高决策者。他们对教育的重视固然是当时桂林教育运动兴盛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场教育运动的设计者和主持者通晓中外教育，富于革新精神，并奋力实践，也是这场教育运动取得成绩的原因之一。1933年至1944年间，曾任广西省教育厅长的有雷沛鸿、邱昌渭、苏希询、黄朴心。他们都曾留学国外，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在职期间，倾心尽责，积极推进进步教育，对发展广西教育都有贡献。
历史在前进。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已经翻过半个多世纪，桂林抗战时期的教育运动已是历史陈迹。今天，我们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们的教育事业也取得前所未有的长足的进步。但回顾当年桂林爱国教育运动那种大胆革新精神，强有力而配套的措施，那种轰轰烈烈、激荡人心的办学情景，还能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