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善于提出间题、总结问题，并将问题拿来呼吁世人讨论。比如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哲学》。
(2)他们善于把自己问题的根扎到五千年的背景之上，以显示问题的厚度与力度。比如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
(3)他们善于将五千年文化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来感受挖掘、返本开新。比如熊十力《新唯识论》。
(4)他们善于找到今日中华之困惑并展开而与传统对话。比如冯友兰《贞元六书》等。
上述这几点，我认为在做《文化概论》的教研时均是应做尽可能的反思与吸收的，而当代之缺失即这一点。
当然，从五四以来的这一批学人不是没有缺点，而在他们身上找回缺点也应是文化概论建设的一个环节。在五四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以为有一个最明显的缺陷，即缺乏对儒道等传统的合理性作更深层面上的挖掘，因此亦就带来两个明显缺憾，即对中华传统的价值潜力及魅力经常估计不足，自信心亦经常发生动摇。比如梁先生从《东西方文化及哲学》到《中国文化要义》就有此种心灵印迹。⑦另外，特别重要的一点即不能够在更高一层面找到对世界文化的切人点，比如首先从自然观念上理解儒家思想，然后在自然观念层面上展开与世界上其它区域的对话，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但是做得不够，比如汤先生、冯先生，他们的思路均有这一点，胡适虽在许多方面均有开拓之功，但在这方面更是如此。更可惜的是他们之后几乎所有的文化著述均没超过这一点。
上面所述老一辈学人及当代关于文化研究这些得失是我长期以来经反复摸索、思忖而得出的，我在摸索过程中本着冯友兰先生当年“接着讲”的使命意识，⑧感动于当代中华士人纷纷有致力于与世界接轨、与世界对话情怀意识，感动于他们把自己目标定位到努力于洞见中国当代社会之所需，积极将思维融到当代中国之变革洪流，感动于他们往往自己从切实的思维实践中找到中华士人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厚重意识精神。笔者的这些亦不是一句空话，我以为研究中华文化应从以下几点人手:
(1)积极从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道学等的细则及它们间的关系人手找回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
(2)积极从反思明代社会思潮流变、从反思王船山、乾嘉学人人手找到中国近代以来在许多方面不顺的更深原因。
(3)努力于将文史哲贯通，注重从艺术作品中感受到历代学人性情的更真实面。
本着这一思路会发现有太多的角度可人手以使文化研究多样化，比如宋代道学禅宗与宋代诗词研究、玄学与山水诗研究、王学流变的系列研究，《肇论》与中古佛学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对中国文化概论亦越来越有完整思路，并已经取得成果。
至于方法，我认为一个最基本方法是先分头击破，然后再从文化概论重建的意义上综合。从而以对五四运动、对乾嘉学人、对朱、陆、王等反思、对北宋五子的整理为基础背景将文化概论重建起来。以文化概论为切人点，将自己的学术切人中华传统，作用于当代现实。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建设者的最基本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