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信息内容的一致性是信息稳定的保证。信息传播过程是传者选择加工信息，通过某种渠道传递给受者并引起反应的过程。传播是一个多因素、多环节的过程。根据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提出的“5W”模式，传播过程由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5个要素和环节组成。在传播过程中保持信息内容的一致性，对社会秩序稳定至关重要。然而，受到传播者个人主观因素以及传播渠道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传播内容往往会发生变化，这一现象尤其表现在国家农村政策信息的下达执行过程中。政策类信息内容的不稳定主要表现为政策变通。

政策变通可以分为“功利性变通”和“表意性变通”，它一方面指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中央文件的内容进行变通处理，变通后的政策与上级所要传达的中央精神已相去甚远，政策的实质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现象尽管名义上、形式上符合政治要求，实际上却有意歪曲、偏离了政策目标，甚至与政策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也指政策主体不顾客观条件和形式发展的变化，有意或消极不作为地机械照搬政策，致使政策目标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完全实现。常见的变通的方式主要有：敷衍政策，只做表面工作，或者只宣传不执行;对政策断章取义，歪曲政策原本的含义;扩大或缩小政策调整的范围、对象，使政策的执行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等。政策变通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它是传播者对于传播内容的曲解，这种现象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了政策信息内容的稳定，使政策的执行偏离目标，失去执行的意义。

保证信息内容的稳定要求信息传播每一个环节的从业者都树立起责任意识，信息发布者要确保发布信息的真实性，信息传播者也必须保证信息内容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避免因主客观因素而导致的“变通”现象的出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

信息结构稳定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搭配和布局上处于相对科学和合理的状态。就是说，社会传播者提供的正面、负面、中立信息的比例应当与社会秩序相适应，否则，信息传播就会对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使社会出现不稳定。笔者认为，要保证信息的结构稳定，一方面要保证信息传播时，传者提供的正面、负面、中立信息结构比例与社会秩序相适应，另一方面还必须在传播过程中，使信息传播的多方主体都有话语权，以保证信息的平衡，避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

1.信息传播的内部结构应"-3与社会秩序相适应。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内部结构在搭配和布局上处于相对科学和合理的状态。就是说，社会传播者提供的正面、负面、中立信息的结构比例必须与社会秩序相适应。最常见的信息结构不稳定现象就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报喜不报忧”和只讲阴暗面。所谓报喜不报忧，就是媒介在传播信息时，只报导正面信息，这一现象似乎成了电视媒体与纸质媒介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潜规则。然而，一旦有重要事件发生，这种不透明会给民主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使社会信任机制动摇。当这种社会阶层间的基本信任关系失去的时候，社会就有极大的离心的危险，流言的土壤从而形成。一旦遇到大规模社会危机，民众因没有可以信任的信息来源，最经济的处理方法便是模仿其他群体的行为并参与传播行为继而感染其他的群体成员。这种恶性循环极易导致大规模的社会风潮甚至暴乱。2003年的SARS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政府和媒体在最初的关于SARS的信息发布中忽略了信息的结构稳定，一昧地向受众报道正面的信息，掩盖负面信息，以至于这一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事件进一步升级。而当公众认为无法从官方得到可信的信息时，流言便形成了，进而导致社会恐慌，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2.信息传播的结构比例应当与传播主体相适应。绝大多数媒体还是希望秉承着公正客观的态度对待其所要报道的事件，但“以偏概全”的报道时常发生。为什么会这样?这主要是因为信息传播过程中，其结构比例与社会传播各相关主体不协调。要杜绝这种情况，保证信息结构处于合理状态，就必须使社会传播的各相关主体具有话语权。2007年3月13日广州《信息时报》在A3版“广州焦点”版面刊登的香蕉林感染巴拿马病毒和“香蕉有毒论”导致了国内各大城市的经销商“谈蕉色变”，百姓也开始担心食用染病香蕉对人身体有害，一时间“香蕉致癌”的谣言也随之传播，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海南的香蕉从每公斤3元左右，跌到了每斤0.1—0.2元，仍无人问津。然而，4月5日，在海南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厅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厅副厅长简纯林指出：香蕉枯萎病与食用香蕉的安全性没有任何关联。简纯林透露：海南香蕉价格下滑，虽然还有香蕉种植面积扩大、主产区严重干旱等原因，但主要还是媒介不科学、不准确的报道所造成的影响。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信息时报》在报道中采用了专家的话，却没有采访与事件直接相关的广大“蕉农”或农业厅领导等相关社会传播主体，使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结构比例与社会传播的相关主体不相适应，其结果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研究发现，现今社会一些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往往被忽略或得不到实现。有学者分析：由于农村社会自身存在的弱点、政府的科层体系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对农传播的忽视与偏见，分别切断了农村社会情绪的人际传播链、组织传播链和大众传播链，使农村的社会情绪难以进入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然而这些群体作为社会相关主体，其话语权出现缺失现象，势必影响到向上级传达的信息结构稳定，影响到高层对基层情况的把握，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它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

信息流量稳定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其数量和速度必须与整个社会发展需要相协调。信息的供给过量或供求严重不足都会影响社会秩序。信息流量虽然不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但它与社会政治稳定有着直接的关系。

1.信息低量对社会秩序影响的分析。信息流量的不足，对社会秩序造成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信息低量容易滋生谣言，引发社会恐慌。我们看到，SARS期间，由于媒介信息量的不足，权威信息缺失，人们倾向于接受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的信息，而这种密切的“强关系”连接起社会中特征较为相似、具有同质性的人群，这些人彼此间具有高度的互动，他们由于来往较为密切，信息交流较为充分，因此，信息的重复度(冗余度)也很大，而且容易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交流双方获取的有效信息量相应地也较少，人际传播中的“熟人效应”产生同质化信息的广泛传播，从而使谣言迅速扩散。信息低量的状态下，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呈现出一种“饥饿”状态，当人们无法获得更多信息时，一旦在自己所处的群体中出现任何异常现象，就会滋生谣言，引发恐慌。

其二是信息低量或许可以暂时确保社会秩序稳定，但长期的信息低量会导致社会信息贫困，出现社会表面上的超稳定，而表面上的超稳定恰恰是社会出现危机的前夜。2000年震惊全国的“江西丰城8.16事件”就是由于当地基层政府对历年来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信息进行拦截和封锁，为了本级政府的利益，在传达上级文件时，不开会、不学习、不传达、不落实，将中央文件封锁在少数人中间，使当地农民无法获取适量的政策信息，当地社会表面呈现出“超稳定”现象，当长期处于信息低量状态的农民从某杂志社办的一期增刊《农民减负手册》上获得了一些政策信息时，人们就会不辨真伪地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传递这些信息，进而引发当地农民集体上访。

2.信息超量对社会秩序影响的分析。信息低量使社会出现不稳定，同样，信息超量也会使社会出现不稳定。互联网的诞生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先进技术的诞生，而且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凭借其巨大的技术力量将人类从工业社会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出现信息超量是常有的现象，虽然它为社会成员间的沟通和社会主张的表达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往往会削弱社会的控制力，特别是现代互联网的交互性、共时性、开放性和跨地域性等特点，信息超量必然导致信息污染，这将给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带来严重威胁。今天，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的巨大信息流动也对中国政治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抵御信息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冲击，关键是控制信息适量流动。

信息在短时间内的超量供给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它的影响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受众在大量不必要的信息冲击下，可能会恐慌不安，也可能会漠然·置之，逐渐形成冷漠感和逆反心理。例如：选秀节目在出现之初，人们因为新鲜特别关注，而如今当选秀节目越来越多，呈现出超量的状态时，人们反倒越来越冷漠。第二，超量信息可以看作是与传播目的、传播内容无关的干扰，也就是一种人为的“噪音”。网页中不时弹出的网络广告如果对网民来说不具价值，就可以看作是超量信息的一种表现，因为它常常成为人们在网络上获取有用信息时的“噪音”。第三，信息超量供给将引发“过度”的社会参与，使社会参与失控。上文提到的“江西丰城8.16事件”在爆发之时就呈现出信息超量的状态，大量信息在短时间内涌向受众，受众一时难以消化，就会引发“过度”的社会参与，从而演变成社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