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为名叫诺曼·霍兰的学者运用“恋父情结”论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哈姆莱特。霍兰认为，根据精神分析治疗的临床病例，每个儿童的潜意识里都有“恋父情结”，即使在其成长过程中，这种情形也依然存在。根据这个理论，哈姆莱特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复仇计划，是因为他无法解开自童年时代就郁结的那个情结，其次是为他不能释放自己潜意识里聚积起来的欲望能量。所有这一切都为评论家们试图解释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的性格设置了许多障碍。简而言之，用弗洛伊德(1899年) 的话来说，恋父情结所描绘的是一幅经放大、夸张了的儿童画版本。
琼斯与霍兰都着重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哈姆莱特的心理过程，过分强调恋父情结，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剧中反映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其实，如果脱离特定的社会背景，单纯地去研读文本，那么，文学作品就会沦为一堆心理分析的材料，势必缺乏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第三，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有三个层次，即前意识、意识与潜意识。三者相互作用，互有重叠，可以转换。后来，他又提出“心理过程的结构模式”。他用“本我”，“自我”与“超我”等术语来表达“本我心理学”与“自我心理学理论。
批评家卡佛尔·考林斯在深入研究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名著《喧嚣与愤怒后指出，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有三大段描写细微、视角新颖的内心独白，就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证明。作品中的本杰明的一段自言自语可以看作是源自“本我”的翻版，昆汀的独白反映了他的“自我”意识，加森的自白则是“超我”的表现。由此可见，如果把这三个人物的表白加在一起，就可以对应弗洛伊德有关人格的三个层次理论。虽然文学创作中内心独白的技巧先干弗洛伊德，但是他的潜意识理论无疑为作家充分利用前意识与潜意识而进行文学创作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卡尔·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批判地继承了老师的精神分析思想，提出了“体现干原型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发展并重新诠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如果说弗洛伊德理论有助干文论家探索人物的个体心理，那么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后来，他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原型批评论)使得文论家可以后退一步、全景式地解读文学作品，这样，从客观上讲，可以排除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许多障碍，展现作品所隐藏的原型。
借助荣格的理论，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无意识的语言结构。在荣格看来，“法乐士”(phallus)就是一种指代，而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但是弗洛伊德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过分强调了“法乐士中心”批评。
第四，弗洛伊德主张操纵“本我”的能量来自推动满足人类欲望的“本能”。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死亡与爱情是人的本能的两种基本形式，因为死亡促使“恢复万物的早期状态”，即回到生命的起始地点，而爱情表明“保存能量”的另一方面，即“力比多”(1ibido性欲)。
弗洛伊德称“力比多”为“取自情感论的一种表达”，因此，把它“看作是爱情的量化尺度”。用精神分析论的术语说，“这些爱的本能就是性本能”。可是，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不能容忍这种含有“侮辱性”的称谓，他们批评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时简直是“泛性主义”大行其道。弗洛伊德认为，“本能由历史决定”。
为此，他举例证明自己的主张。他说，有些鱼在产卵期宁可历经千辛万苦，也要把卵播撒在离平时生活区很远的特定水域，自然界的这种奇特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概括地说有三种途径可以释放或者满足“力比多”：(1)直接投射到异性身上;(2)和心理医生交谈有助干减轻性压抑;(3)事业上的成就和精神升华可以一时满足或者平息性欲的冲动。
《著名诗人艾略特的长篇诗作荒原》表达了人类的永恒主题一一爱情。作品开头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生活在荒原上的人们在极度的空虚与绝望中挣扎，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与性。
艾略特借助大量的独白、对话、描写与隐喻，诗意地向读者展现现代的人们如何渴求满足本能一一性欲。所以，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如果“力比多”压抑时间过长，就会产生“阉割情结”(castrationcomplex)。
最后一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研究作家传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传统的文学评论家很看重作家生平与创作背景，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为此，他们常常遭到形式主义批评家的严厉批评。然而，精神分析法可以为文学批评开拓崭新的视角：批评家不必置大量生动的人物心理描写干不顾而沉溺干烦琐肤浅的细枝末节。
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一些著名的作家传记，可以得出颇为新颖的结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说，有些批评家认为杰克·伦敦只是擅长干写作动物题材的作家而已，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倍受批评界的冷落。但是，1977年出版的《杰克·伦敦传记》为杰克“平反正名”带来了契机。批评家们通过细读这本传记，并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惊喜地发现，他的小说里蕴藏着恋父情结。从杰克的传记得知，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历经r许多生活坎坷，他患过精神紊乱症，达对他以后的性格、情感与创作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批评家们通过解读杰克的传记，重新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他既是赫赫有名的小说家，同时又是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当然，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作家的传记并非是万能的，不过，只要使用得当，就可能在文论研究里取得新的成果。
3结语
总而言之，当我们从全方位考察精神分析批评时，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弗洛伊德理论因其独树一帜的研究视角，对西方文艺批评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他创造性地从心理学引进的“恋父情结”、“恋母情结”等概念极大地丰富了文学阐释的内容与手段，有助干研究者独辟蹊径，努力揭示被长期蒙蔽的隐含意义，从跟以往不同的角度去评价文学作品，去重新审视文学价值，从而不断挖掘作品的深层内涵(connotation)，甚至可以改变某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弗洛伊德理论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其思想体系(连同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等思潮)对文艺批评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如此，弗洛伊德的许多弟子，如著名学者卡尔·荣格和雅克拉康，以各自的聪明才智发展、完善了精神分析理论。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后半叶精神分析论在西方思想界曾盛极一时，这无疑得归功干拉康在理论上的重新诠释与实践上的不断创新。
拉康借助干语言这个媒体，着眼于作品的文本研读(他认为无意识是有层次的)，致力于为文学与心理学架起沟通的桥梁。拉康看到了精神分析批评还有待完善之处，特别是用泛性说解读小说、夸大“力比多”作用的局限性，在他导师业已成功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把该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度。他卓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变得更加富有理性、更加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