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通过语言领会欲说之意而不只是领会语言本身。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经说过，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在表达过程中，即便是同一概念，两种文化中语言表达的形式也是无法用文字来一一对应的。最佳的选择应是遵循本族语人的习惯表达。例如，“母乳喂养”应译成“breast—feeding”而不是“mothermilk”或“mother—feeding”：讲到“人才”，应为“talent”而不是“abilitypeople，capablepeople”等等。

在翻译过程中，有时文化错误比语法错误更为糟糕。比如，当今世界女权运动蓬勃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女强男弱的现象。中国把这类丈夫叫“跑耳朵”或“妻管严”，美国叫henpecked(即“怕母鸡的公鸡”)，如把“肥耳朵”直译为soft—ear，(即“软耳朵”)，则会让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以上的例子都说明了在翻译中文化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3.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美国学者Hanvey认为，文化敏感性的提高可分为四个阶段：1)对一般文化特点的认识，通常感受是对外来的感到有点奇怪;2)与本民族文化比较，意识到一些重要、细微复杂的文化特点，常认为难以想象或是不合理;3)在第二条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分析，意识到是可信的：4)能从非本民族文化内部的观点看问题，体会到这个文化的运用.逐渐产生认同，人们的文化敏感性就能提高。

当然，我们有一系列增进文化敏感性的方法。如通过读外国文学著作，看外国电影及电视节目了解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也可以组织文化观的讨论或讲座，进行文化、风俗习惯的比较，多与外国人来往等。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接触多种文化环境。但在翻译教学中，我们想要更好的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则应该加强对文化知识的介绍。

比如，语言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语言心理的角度分析，硬汉民族在思维方面存在差异。讲英语的民族较注重客体思维，因而较常用物称表达法.即不用人称来叙述;而汉语比较注重准确、鲜明、生动、简明的历史和现实依据。英汉的修辞手段、用词习惯也有所不同。汉语讲究匀称.用词趋向重复.这与汉语的语音文字系统的特点有关，也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美学心理有关。“阴阳”学说以及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造就汉民族追求均衡，讲究对称的心理，这在汉语中有不少表现，音、义、词、语、句的成双成对，重叠反复，对立并联和对偶排比。而英语忌重复.总是追求用同义词语来表达同一事物或概念，这种行文方式费城明显，表现了英语民族不断求新求异的价值观与心理结构。例如，“小张真是个骗子。当着我的砥她对我赞不绝口。可是在我背后却总说我的坏话。”汉语中“骗子”的概念较为笼统，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或是人品方面不老实的人，我们均可称其为“骗子”。然而在英语里.不同类型的“骗子”却有不尽相同的表示方法。sW mer一词尤指“政治骗子”(politicalswindler)，而impostor则侧重指产品或名誉方面的“冒名顶替者”。Trickster一词常指“搞恶作剧的人”。但是对于“两面三刀”、“阳奉阴违”之类的“骗子”，英语习惯用phony一词来表示。所以，上面这句话应该译为“XiaoZhangisaplainphony.Hegivesmeasongandadanceinmyface.butbad—mouthsmebehindmyback.”通过加强对文化知识的介绍.使得学生认识到英汉两种语言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观点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适当的向学生介绍一些与文化相关的翻译技巧，如变通与补偿、视点转换、加注、释义、归化与异化、回译等，使学生在翻译时做到心中有数。

4。结论

传统的翻译教学重实践、轻理论;重规定，轻描写。教师在课堂上采用的仍旧是较为呆板的填鸭式教学法。讲评练习时更是如此：“翻译的目的语成了唯一的检验标准，教师或教师认可的答案成了唯一的权威”(吴刚、龚芬，2000：417)。教师极少从历史、文化、社会意识的层面与学生探讨源语和译入语的理解与把握，也很少从英汉语言对比和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研究译入语的表现方式和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当然，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等角度来考查读者的审美心理和译语文化的接受能力就更是少之又少了。这样一来，学生在翻译课中能学到的仅仅是一些词法和句法的机械转换和重复套用，所以翻译教学一度是语法教学的代名词。事实上，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换言之，翻译教学不能一味地追求规定性和封闭性的翻译研究(重语言，轻文化)，而应将着眼点放在翻译研究的描写性和开放性(将翻译置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大背景中去考察)上。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Wolfram W~lss)在《译者行为知识与技能)(KnowledgeandSkillinTranslatorBehavior)中就提到：翻译教学不仅意味着要处理那些常规的，重复的，可预见的东西，也必然要面对那些顽固的、个体的、未经标示的以及无法预测的成分。(Wilss，1996：193)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获得全面而丰富的知识，从而真正体会到做学问的愉悦和快乐，也才能变消极、被动的接受为积极、主动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