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徐特立积极投身于办学实践。他亲手创办了梨江高小、五美高小、长沙师范、长沙女子师范和各种短期训练班，并长期任教于周南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湖南高等学堂等学校，教育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我们党一些重要的领导干部如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等，都做过他的学生。

徐特立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革命运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组织长沙教育界响应起义。辛女革命胜利后，他担任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一心为老百姓谋福利。然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使得徐特立对资产阶级政党很是失望。在担任副议长仅一个月后，他愤然辞职，认为这些不过是一个做官的捷径。“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

二、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与大公无私个人品格的结合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在落后的旧中国办平民教育，注定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在办学中，徐特立充分体现了艰苦奋斗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为了创办长沙师范，他将善化学堂的一些破房腾出加以修缮以解决教室问题，将榷运局的一批硝磺变卖以筹措经费。“徐先生办长师，不顾厉害，不怕困难，牺牲自己的一切。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在没有一间房子，没有一个钱的情况下。居然创办一所规模不小的师范学校”。1913年，汤芗铭以扣减和停发教育经费的方式对全省学校横加摧残，使得长沙师范举步维艰。徐特立把学生带到简陋的城隍庙上课，以每月四百元的租金将校舍租给湖南省立一中使用，以弥补开支，将学校艰苦地支撑下来。

1924年留法回国后，徐特立又一次白手起家创办长沙女子师范。他借用长沙师范左侧的一栋杂屋，又找了些朋友和学生，通过打会、借贷、募捐等方式，筹集几百元，在荷花池畔创办了长沙女师。在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时，他每天巡视学校：看到家具安放欠妥、花木保护不周，就动手收拾整理;每有风雨，必带领学生关好门窗;订购的图书报刊，必通知管理员逐月装订编号，以免散失;教师扔掉的粉笔头，他都一一拾起，留作自己上课和写黑板诗用，并赋诗：“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以此勉励大家勤俭节约，爱惜公物。

三、倡导教育平等思想与反对封建腐朽教育观念的结合

徐特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深知农民疾苦，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在教育观念上，他反对封建等级秩序，倡导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主张发展平民教育。他认为穷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合理的，决心努力消除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1905年，他和何雨农、姜济寰等人在离长沙城15公里的榔梨镇创办梨江高等小学堂，专门招收农民子弟入学;1912年，他在家乡筹建了长沙县第一所乡村初级小学校——五美初小，免费吸收贫苦子弟入学。后来，他又多方设法，在丁家冲建立了一所拥有高、初两级，附设师范专修科的府立高等小学。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1910年年底，他在长沙城北门外李大中丞祠堂创办了湖南第一所平民夜校。学生中有做工的，有拉车的，有挑担的，还有商店小学徒。他非常喜欢这些被上层社会瞧不起的粗人，这些人也对他甚为爱戴和尊敬。

徐特立主张男女平等，努力解除强加在女学生身上的封建桎梏。1906年，当毁家兴学创办周氏女塾的朱剑凡邀请徐特立去校任教时，他欣然就聘。当时男女界限严格，男教师给女学生讲课时得在讲台前挂着帷幕，“垂帘施教”。徐特立顶着压力，革除了这一封建陋规。1925年，徐特立到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俗称稻田师范)担任校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开放校禁，允许学生在课余时间走出校门允许学生过问政治，参加社会活动。有时，他还带领学生去郊游，打破学校对女学生的长期禁锢。有些女生因为封建压迫，入学前就已结婚甚至怀孕，按过去的规定应取消学籍。徐特立则对此持开明态度，甚至允许一个叫许德耀的学生在校内分娩。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一些非议，有人甚至造谣中伤，恶意诽谤学校。他却置之不理，坚持让许德耀完成学业。1956年，徐特立回到湖南，当年的一些学生去看望他，并告诉他许德耀在湘潭当教师，三十年前在学校生的孩子也成了国家干部。他欣慰地笑了。

四、关爱学生与爱护教师的结合

关心、爱护学生是传统师德的重要内容。孔子提出：“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表现出对学生负责，对社会、国家负责的强烈责任心。徐特立认为：“校长教员关心爱护学生，是应尽的职责。”

在教育方法上，徐特立坚持因材施教，他认为每一个学生都有长处，也各有缺点，教育者只要善于发现，善于因势利导，使学生的长处得到发展，缺点得到克服，就可以成为有用的人。他认为教师要关心和爱护学生，对学生循循诱导，特别不能歧视有缺点错误的学生。担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时，他曾经说服校务委员会成员和教员给一个被开除的学生重新学习的机会。

在生活上，他对学生关怀备至。他与学生同桌吃饭，随时了解伙食的情况;他与学生同寝室睡觉，督促学生按时休息;他对学生体贴入微，从不摆校长的架子。有个学生脚上长了疮，他提来热水帮助洗涤，为其敷上膏药。当时教育界一些人对此大加讥议，认为身为校长，不该做这些下等人做的事。徐特立不以为然，认为这正是教育界的人应该做而很少做或没有做的事。在稻田师范，他每晚巡视宿舍，遇有窗户没有关的就动手关好，遇有讲话未睡的就好言细语规劝他们睡觉，学生都亲呢地喊他“徐外婆”，因为他总是象外婆爱护外孙女那样爱护学生。

与此同时，徐特立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总是以诚以礼相待。不少教师被他的诚意所感动，主动来校与他共事。有一位教理化的教员，宁可辞去长郡中学每小时一块银元的课，而到长沙女师就任每小时六角的课。有人问起缘故，他回答说：“长郡中学的校长彭国钧是老爷，一副高不可攀的架势，女师的徐校长平易近人，像朋友。我到长沙女师上课，常先到徐校长的房里，坐在他的卧床上，随便聊天，他总是从各方面体贴关照我，彼此毫无隔阂。所以钟点费虽然少一点，但精神很畅快，使我感到在他的学校里上课工作有意义。”

徐特立除关心教师的身体、生活外，还在学识和工作上进行帮助，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周世钊曾在长沙女师担任国文教师，他深切地回忆：对于他们这些青年教师，徐特立总是热情地帮助他们，从选择教材、讲课到批改作业，无不给与悉心指导。有时，他还亲自去听他们讲课，鼓励他们发扬做得好的地方，改进做得不好的地方，使他们的教学水平提高很快，成了当时出色的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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