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宽恕研究的代表人物，Enright和他的同事们把个体对宽恕理由理解的发展阶段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相联系[25]。Enright等人引用有关数据证明了人们对于各种不同复杂程度的宽恕理由的理解与道德判断水平的高低有关。他们还发现，这种宽恕理解的深入程度与年龄大小也有关系。这项研究大大拓展了有关道德发展水平研究的视野，使得有关道德发展的研究得以从更多的层面上去展开。

自从Kohlberg之后，有关公平(justice)的研究已经完全支配了青少年道德发展研究领域，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宽恕的研究，如同其他的研究领域一样，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兴趣。但是，如果当我们想要比较深入复杂一点地去理解道德含义的，仅仅研究公平问题便似乎显得有些狭窄，而且，绝大多数理论工作者都同意在公平关系中存在宽恕，往往在受到伤害的一方感到公平受到挫败时它的作用便表现出来了[26]。基于这种假设，Enright等人把宽恕理由的发展与Kohlberg公平理由的发展联系联系在一起。Enright和他的同事们引用数据证明为宽恕提供不同复杂水平理由的能力与对公平做理由的能力相关，并且，他们还发现，这种宽恕理由的复杂性与年龄相关。他们把这种随年龄上升的复杂性宽恕理由序列与Kohlberg的公平序列相对应比较。发现宽恕伴随着公平经历了类似的年龄变化阶段。表1显示了这个宽恕与公平发展的对照模型。

表1.公平与宽恕发展阶段比较

公平阶段　　　　　　　　　　　宽恕阶段

阶段1.　惩罚与服从定向。我相信公　　报复性宽恕。当我采用同等水

平应该由一个可以作出惩罚　　平的报复惩罚了对方之后，我

的权威来决定。　　　　　　　就可以宽恕他了。

阶段2.　相对公平。我采用互惠的方　　归还和补偿性宽恕。如果我能

式来定义对待我的公平，如　　够把我所失去的重新补偿回来，

果你帮助了我，我必定要帮　　那么，我就会宽恕。或者，当

助你。　　　　　　　　　　　我如果不去宽恕而感到内疚时，

我也会通过宽恕来去处这种内

疚。

阶段3.　好孩子公平。这里我主要根　　预期的宽恕。当其他人要求我

据团体成员的感觉来决定对　　这么做的时候，我便会宽恕。

错。我这么做是为了取得同

伴的好感。

阶段4.　法与秩序的公平。社会的法　　合法的宽恕。当我所信仰的宗

律将指引我作出公平判断。　　教要求我去这么做的时候，我

我维护法律，是为了得到一　　会宽恕(但这里不同于阶段2，

个有秩序的社会。　　　　　　把宽恕当作是一种内疚的解脱。)

阶段5.　社会关系定向。尽管存在不　　社会和谐需要的宽恕。我宽恕

公平的法规和游戏规则，但　　是为了重建和谐和良好人际关

我仍然愿意去维持一定的社　　系。宽恕可以减少社会冲突。

会关系。我相信公平和法规　　宽恕是控制社会和维护和平关

是相应于社会的变化而改变　　系的方式。

的。

阶段6.　人类的伦理定向选择。我对　　宽恕是爱。我的宽恕是无条件

于公平的感受是基于维护全　　的，因为它提升了我的爱的体

体人类的权益考虑。在我的　　验。我必须要关爱每个人，他

心中的良知胜过法规。　　　　们对于我的伤害并不能改变我

对他们爱的感受。在这里，宽

恕已经不再像阶段5那样由一

定的社会关系来决定，宽恕者

不会通过给予宽恕而来控制对

方，他仅仅给予宽恕。

资料来源：Enright,R.D.,Santos,M.J.D.,& Al-Mabuk,R.(1989).The adolescent as forgiver.Journal of Adolescence,12,p.96.

按照Enright等人的研究发现，宽恕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年龄阶段性差异，同时，在宽恕与公平发展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关系。公平与宗教和其中的不同性别个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这些似乎与宽恕发展理论的关系都不太大。

就像Kohlberg当年所做的研究一样，Enright和他的同事们提出宽恕与一定的个人发展阶段有关。在参考了Kohlberg的公平发展水平模型之后，他们发现青少年有关宽恕的理由儿童或成人初期不同。在这个阶段上他们看待宽恕的态度经常会受到来自同伴的劝说而改变。大部分青少年会在约十二三岁时进入第三阶段，并在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稳定下来。与之相对应的，儿童大都处在第二阶段，成人初期则处在第四阶段。Enright和他的同事们在较近期的研究中已经进一步证明了宽恕(和寻求宽恕的倾向)会伴随着人们的生命历程而逐渐发展成熟[28]，其他一些学者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也都已经证明了这一观点[29][30]。

2.宽恕在咨询与临床心理学中的作用

与纯粹理论化和概念化研究迥然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开始出现了一些关注宽恕与人类心理健康和心理治疗相关命题的研究。根据McCulloght和Worthington(1994)的统计，在80年代发表的绝大多数有关讨论宽恕概念的文章都是由临床工作者们写出来的并且它们也都是发表在有关临床心理学的杂志上供临床工作者阅读的[11]。在当时发表的许多有影响的文章都指出了宽恕对于心理健康的积极促进作用，并且，DiBlasio等人的研究还特别提到了当时的许多临床工作者们都已经把宽恕应用到了治疗实践[30]。及至90年代中期，在一些科学文献中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在咨询和治疗中的宽恕问题的纯粹经验研究。Enright等人在临床心理学的一些主要杂志中都讨论了有关宽恕在应用于各种不同人群中的价值[31]。

3.宽恕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中的应用

除此之外，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许多研究者还尝试探讨宽恕的潜在社会心理法则。这些研究发现人们对冒犯者的宽恕意愿可以通过多种社会认识特性加以解释，诸如冒犯者觉察到的责任、意图及动机，以及冒犯行为的严重性等。在最近几年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中发表的新近理论研究显示，宽恕研究正在试图对多种理论观点进行整合。

很多西方学者在回顾有关宽恕研究时认为，这方面的一项最重要的事件要归之于美国约翰·坦普尔顿研究基金会的关于宽恕研究计划的工作。有超过100个小组提供了有关的研究计划书。并且，由于这些计划书最终成了约翰·坦普尔顿基金会启动宽恕研究的全部内容，这个基金会最终资助了将近30个实验室做了三年有关宽恕的研究工作。虽然这并不足够说明宽恕研究因此而得以繁荣，但至少可以看出心理学界对于宽恕研究的兴趣正在日益兴盛，并且可以预见在21世纪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总结以上宽恕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尽管心理学对于宽恕的研究还是非常的零散和不成熟，但在过去短短的一二十年中已经开始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而且除了哲学之外，医学，政治科学，教育等越来越多的科学领域都开始对此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并介入到这个研究中来，宽恕研究在21世纪正展现出诱人的发展前景。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宽恕并不是拯救人类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宽恕的最大功用是能够有效地医治创伤。虽然从早期的宗教研究算起，在这方面人们已经进行了数千年的探索，但科学的探索还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