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进城不仅意味着空间的改变，使他们离开了土地和房屋，失去了熟悉的地理空间，他们往往在城市居无定所或者蜗居在自己租住的有限空间，常常有寄人篱下之感，也似乎飘浮在城市之上;还意味着他们面临的交际模式、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和以前的乡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城市和乡村两种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差异给农民工震撼感和断裂感，使他们失去了熟悉的社会支持网络和心理支持环境。空间环境、社会环境、心理环境的改变和落差，使得很多的农民工产生忧惧、孤独、迷茫、抗拒等心理问题。

据调查，“认为自己‘总担心上当受骗’的占30. 1%,总感到很孤独的占24. 9%,总感到很不安全的占19. 3%,选择‘不知道做什么，总很迷茫’的占18. 9%,总怕被人欺负的占15. 2%,总觉得被歧视的农民工占13. 5%,对城里人总反感的农民工占6. 6%”[6]。经济上的不富裕，交往上的内倾性，生活方式上的巨大改变，同时城市和城市市民对他们的不完全接纳，都使他们在心理上缺少归属感，同时形成了他们自卑、消极、浮躁、得过且过、孤独、埋怨、失衡甚至恐惧排斥感，而这种消极心态既可能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也必然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甚至于使一些农民工产生仇恨和抗拒心理。虽然有人说有一些媒体有把农民工妖魔化的倾向，但近年来农民工犯罪比率不断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据北京顺义法院统计， 2010年1月10月，“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部刑案被告人总数的39%,较去年同期增加60. 7%”[7]。

二、城市适应视角下农民工培训的应对策略。

农民工进城工作实际上也是从传统状态进入现代状态、从农业状态进入工业状态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人的现代化”的过程，因此农民教育机构必须在城市适应视角下对农民工培训内容进行必要的调整。

1.提供就业和发展并重的技能培训。“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首选。在封闭的建筑工地和封闭的工厂里，他们‘眼里只有尘土和沙石、钢筋、水泥、机器’”[8]。但与此同时， 2011年1月6日山西省公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在建筑业、餐饮业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都希望增加工作经验以利于今后的发展。而深圳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则显示，“38. 2%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未来一年中能够创业当老板，在所需要的培训中，有55. 9%的新生代希望获得创业知识的培训，在对自己未来预期上，新生代希望回家乡创业有37. 6%”[9]。因此，在农民工培训课程中，除了开设与那些就业密切相关的“含金量较高”的技能外，还应开设与管理技能、创业技能、经营技能等与他们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课程。

2.在不反对同质化交往的同时鼓励异质化交往。实际上，鼓励异质化交往，实际上就是希望他们从乡土社会走出，通过与城市市民、社区的交往，加快他们的城市融入过程。调查表明， 80后农民工在社会交往方面和80前农民工相比，在社会交往方面虽然呈现出交际面广、交际对象明显变化等现象[10],但唯一没有变化的，即他们仍然以同质化交往为主要交往特征，这不利于他们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因此，农民工培训应开设城市人际交往课，不妨请一些城市居民进入培训课堂，让他们消除相互隔膜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消除“我比城市人低一等”、“城市人对我们很排斥”等消极判断，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交往。

3.开展“市情”教育和“新市民”教育。所谓“市情”教育，就是要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亲切感、责任感。在对农民工群体的调查中，虽然农民工对城市的一些标志性建筑、主要景点往往并不陌生，但他们总体上的封闭式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可能真正了解城市，更不可能了解这所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就容易有外在感和过客感。

所谓“新市民”教育，就是在“我是城市一分子”的认同教育基础上进行城市化、现代化教育，这一方面是城市生活习惯的养成，同时应加强法制观念教育、契约意识教育、遵守规则教育、时间效率教育，帮助其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权利权益意识、平等意识。应该说，如何进行“新市民教育”应该成为农民工培训着力思考和探索的主要内容，因为它决定着农民工到最后是否能真正融入城市。

4.进行积极心态教育。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说过：“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使进城农民工具有良好的积极心态也应成为农民工培训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充分利用人的内在合群性归宿动机，鼓励同质交往和异质交往相结合，使他们形成以追求温暖、亲密的人际沟通为目标，愿意与他人合作交往的行为动力。因此，对农民工积极心态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的研究也就应该尽快开始并付诸实施，这样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的顺利实施、对于减少农民工因心理问题造成的城市适应不畅和犯罪，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