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的对立面是“虚”。如果“虚”的含义是指某种“道理”或“理论”，那么“实”是指道理或理论的实际应用，“实”离不开“虚”，应该强调的是“虚实结合”。然而我国传统文化中往往沿袭着重虚轻实、重理轻用，重道轻器，重学轻术，以虚为高，以玄为深，以实为低，以用为浅等陋习，热中于坐而论道。这种认识和习惯在教育领域的长期渗透，形成了理论脱离实际的痼疾，很不容易改变。黄炎培先生在自传式专著《八十年来》中说：“我和六员省视学、各师范学校校长相互地调查研究，发现小学校学生很大的弱点：尽管学习过算术，但是权度在前不会用。尽管学习过理科，略知植物科名，但是庭有草不识它是什么草，家县的木材，不识它是什么木。……于是，实用语文呀，算学呀，纷纷出版。不久具体化为职业教育”。“我们一群人觉悟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这是充满了社会毒素的话，因此，想在‘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上面做些工作，提出了教育与生活、生活与劳动不应脱节的主张”。说明我国当年的职业教育先驱们在倡导职业教育之初，首先觉悟到的是普通教育脱离实际，他们首先致力于普通教育的改革，对于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自然更加强调实用。黄炎培先生甚至直言：“盖职业教育犹是实用教育也”(注：黄炎培《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三年》，《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21页)。张謇要求他所举办的各级职业学校都要注重实用，他说：“顾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注：张兰馨《张謇教育思想研究》第13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然而提倡实用十分不易，职业教育注重技艺，崇尚实用，反而成为它屡受传统思想鄙薄的原因之一。我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来重道轻技，视技术为“奇技淫巧”。在实业教育兴起之初，清皇朝一名为官山东的官员张盛藻为此专门上奏朝廷，认为朝廷命官应学孔孟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注：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2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甚至直到今天，职业教育仍然因为它侧重技艺、崇尚实用而常被视为浅薄的低水平教育。
就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而言，最大的困难也在贯彻实用的教学原则，它既要职业教育内部牢固的思想基础，又要有充裕的经费和设备支持。辛亥革命后，学界批判实业教育，其核心内容是说实业教育脱离实际;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学界总结轰轰烈烈的职业教育事业之所以很快衰落的内部原因，主要也在学非所用，分析失败的客观条件时，主要是缺乏实习和实训场所。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虽然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以致时而走向极端，时而走回老路，总的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的现象至今还严重地存在着。小学的劳作课和中学的生产劳动课程在多数学校已经名存实亡，劳动和技术至今未能成为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各级职业学校以就业为导向，突出能力培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重视实用、注重能力的教学原则常常被批评为违背全面素质教育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殊不知强调实用与能力，与全面素质教育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无非是在全面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根据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要求强调了某个侧面。何况离开实际生产和生活，良好的素质又如何能够养成?普通教育一当脱离实际势必误人子弟、殃及大众，不讲实用的职业教育将不仅导致职业教育的衰败，而且将使整个教育脱离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由此可见，发展职业教育决不仅仅是职业教育的事，它的发展不仅有赖于职业教育自身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同时有待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要使“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注：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7页)。因此，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对职业教育的接纳、兼容程度，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水平和这个社会的思想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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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福建机电学校《九十周年校庆特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