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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大学制度思想略论

2012-11-03

蔡元培在改革大学教育内容方面容纳百家,兼收中西,冶各派于一炉,除了遵循“世界各大学通例”外,主要在于他的“器局大,识见远”。对此,梁漱溟曾有一段精彩论述:“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45.)梁漱溟本身也在蔡元培“聚拢包容之中”,自是深解其味、语语中的。

第四,整顿学生课外生活秩序,提倡组织社团、创办刊物,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1917年6月,蔡元培曾这样描述其时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织。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堕落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9.)他认为,只有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组织各种形式的社团,创办刊物,学生才能“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则于身体有益”。

因此,他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了包括学术研究、文体活动、道德自律、社会活动等形式的各种社团,开办报纸、杂志,“推广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之习。并延积学之教授,提倡研究学问之兴会;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以供正当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讲演团等,及《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1.)这些社团的成立,既使学生养成了“研究学问的兴趣”,又使学生养成了“学问家之人格”。

经过蔡元培的整顿和努力,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68.)

二、建立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从少数官僚说了算到教授治校

蔡元培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原则,主张对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他明确指出:“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8.)并对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况且,在他看来,在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亦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2.)因此,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建立了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3.)“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4.)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日渐完善,一切校务都有章可循。

第一,大学设立评议会及行政会议。首先,设立评议会。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是当然评议员,另每5名教授产生1名评议员。1年改选一次。校长任评议会议长,负责召集评议会会议和改选等事宜。评议会的任务是制定、修改大学规则及有关条例、决定学科的设立与撤消、审查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经费的预决算等。在设立评议会的同时,北京大学还成立了行政会议。行政会议乃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行政方面的事务。其成员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教务长、总务长构成,校长兼任议长。与评议会相同,不具有教授资格的人不能成为行政会议的成员。评议会所决定的事项,由行政会议指导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实施。当时北京大学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有庶务、组织、预算、出版、器械、图书、教师聘任、会计监查、入学考试、新生指导、学生自治等委员会。

第二,设各科(系)教授会。1917年12月,北大评议会议决各科设教授会。教授会会员从教授、讲师中产生,教授会主任由会员公举,任期二年。1919年改门设系后,改称各系教授会。各系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授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及学生成绩考核等。

第三,设教务会议和教务处。北大的教务原来一直由各科学长掌握,处于极其分散、封闭的状况。1919年北大废门设系后,蔡元培主持设立了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会议由各系系主任组成,并由其互推教务长1人,任期1年。教务处即为主持全校教务的常设机构。

第四,设总务处。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财物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北京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旧北大的官僚衙门作风,调动了各科专家学者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克服了分散状态,推动了北大向近代新型大学的转变。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顾孟余以赞赏的口吻评论说:“先生(蔡元培)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办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注:忆蔡孑民先生.香港《大公报》.1940.3.24.)

三、采用选科制:从强求一律到发展个性

1918年,蔡元培率先在北大废除年级制,实行选科制。

尊重个性、发展个性,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思想基础。年级制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限制了学生的选课范围,使学生不能兼习其他系的课程。同时,年级制“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旷课之弊,而其弊义传染于同学。”(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为了避免这些弊端,他希望通过实行选科制,给学生提供选择学习内容、学习进度、调动学习积极性的机会。

文理沟通,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理论基础。无论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大学课程设置的中心内容,但文理分科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弊端很多。蔡元培指出:“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学生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为了避免这种弊端,文理科的学生除了学习各自的专业课程以外,还要兼修哲学、心理学和教育中等核心课程。

当时,北大的选科制规定,本科学生学完80个单位(每周一学时,学完全年课程为一单位)、预科学生学完40个单位即可毕业。针对学生仅凭兴趣听课、博而不精、忽视基础知识学习的弊端,他一再强调,“这种制度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的学校,并且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学,才有选择权。”同时,“学生所选的科学必须经教员审定,因教员知道选何者有益,选何者无益,如走生路,若无人指引,易入歧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30.)学校将课程分为必修、选修两类。本科学生80个单位,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预科学生40个单位中,四分之三为必修课。选修课不仅可选本系课程,也可选外系课程。实行选科制,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个性,培养专门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