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培养研究生机构应该在研究生录取以后，有规则使他们可以继续选择和转换老师。这样，老师录取学生后不能觉得是一劳永逸，将使老师有了录取后还要竞争学生的压力。

各个机构最了解老师情况。应该有对本机构学生提供咨询的委员会，有学生代表参与旁听。对入学后的学生，定期咨询。对于年轻、胆小的学生，如果发现其老师不花时间和学生讨论学术、对学生不太负责任，可以劝学生转老师。

为了监督毕业研究生的质量，减少同机构的老师互相不检查质量的可能性，可以制度化要求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和毕业答辩委员会有外单位成员。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研究生必须有论文在非本单位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如果这样一个很低的下限都做不到，不应该获得学位。其它学科也可以有不同的、但是基本的要求。

目前中国每个研究生老师带研究生的平均数量，大概已经是世界第一。一个老师能带多数学生，当然和老师本身、学科、学生基础都有关系。但是在老师数量和质量增加不多时，盲目增加招生数量，难以避免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影响。

维护学生利益

维护学生利益有体制上的、也有文化上的问题。

教育部应该改变目前主要考虑教育部自己方便、兼顾学校利益和老师利益，而对学生利益不够重视的现状。比如，规定学生只能报考一个学校(一个老师)，这样的方式主要是考虑教育部方便、学校和老师利益，而不是学生利益。让学生选择多个学校，学校要竞争学生，可以调动学校和老师的积极性，而不只是让学生单方面竞争老师和学校。教育部可以说多个学校录取在操作上麻烦。49年以前中国大学入学就可以多个学校录取，虽然麻烦，但是本来就可以做的。而现在互联网在中国学校和科研机构普及了，操作起来，多个学校录取也不麻烦。

对研究生老师的“导师”称呼，是传统文化恶习的再版。老师和学生真有这么大的鸿沟、老师可以居高临下“导”学生的情况实际很少。“导师”一词是对老师过度拔高、给研究生予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造成不合适的心理崇拜。不仅应该鼓励学生在学术上活跃、不要对老师唯唯诺诺，而且应该鼓励和造就学生很快在一些方面超过老师。在研究生期间如果学生在学术所有方面都不能超过老师，这样老师下面整个课题组质量都不容易提高，有不同学生在不同方面超过老师，才有利于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队伍。

对研究生称老师为“老板”的现代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毒害。这个说法，在中文里面至少有两种意思：上司和雇主，还带些商业味道。中文意义的“老板”从来不是西方学术界通行的说法，而是海外华裔创造出来的。在通常国际学术界，有自知之明的人即使认为自己是学生的上司(boss)也不好意思随口说，也少有以雇主自居的研究生老师，自以为是商业性质的老板更少见。海外华裔用“老板”这个词被扩展到国内，不仅有品味问题、而且容易造成不良影响。从老师来说，海内外的华裔里面好像以“老板”、而不是以良师益友的态度来对待学生人要多见一些。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自己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士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作为是给老师打工，容易缺乏自主性。在科学界，这样的被动心态，会使学生难以成为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且可能对学术丧失兴趣。老板的观念(不仅用词)在华裔里面比较普遍。以致有些学生(和有些老师)都认为学生做研究是受人指挥、受人剥削。这样老师好像不是和学生讨论研究和结果，而是简单地老师出题目、“收获”学生的结果。有些老师甚至压学生出的结果要和自己预期的一致。这种“老板”态度，是学术健康的大敌。

我认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一般学生在前期需要多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些辅导，但这并不是雇用。学生是为自己工作。如果学生没有兴趣、或者没有某种特定学科的研究能力，完全可以不做研究生，寻找其它更有兴趣、或自己能力更合适的行业。

我同时认为，如果老师发现某个学生不合适在自己研究组工作，应该直接说明，使学生准备离开。如果老师确实觉得某个学生不合适做这一行当，中肯地告诉学生自己的意见，也是为学生长远利益作想，使他较早去寻找自己能力适合的行业。一个不合适做学术的人，获得一个不合格的博士，以后被困在自己没有足够能力的学术界，对学生一生不好，对社会也不利。可惜每年中国还是有这样的博士产生，这和老师不率直、培养机构不完全负责任也有关系。

有些老师对学生发脾气，甚至对学生人格不够尊重。在中国，对于严重的辱骂、过分的惩罚情况，学生不仅没有地方申述，中国文化里面还有不少人会对学生说这样严格是对学生好。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是颠倒黑白。老师和研究生在人格上要互相尊重。在学术上，初期老师多起培养作用也不赋予老师资格来贬低学生人格。老师和学生实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脱离师生关系，但是也不能蔑视学生人格，使学生对自己的生活丧失信心。学生如果真不满老师，制度应该允许学生换老师，只要有其他老师愿意接受。如果是学生的问题，没有其他老师接受，学生也可以退学。

要做研究生的老师，经常和学生讨论学术是对老师的一个基本要求。一个“忙”的不能和学生交流的老师，就不应该继续带研究生。80年代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J. Goldstein，他参与美国生物医学界很多重要决策，也常常外出访问。可是他一直保持和实验室一线接触，他到中国短暂访问几天时到过不同城市，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实验室把结果传真到他下榻的旅馆让他读。这样举例，一方面是告诉中国对学术还感兴趣的老师:如果带学生就应该有交流;一方面也是让国内学生知道:如果你的老师还带学生、对学术还感兴趣，那么实际上他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比学生的一线研究更重要，如果不花时间和学生讨论，那么这样的老师不过是和演员一般在扮演老师和学者。我这几年到中国比较多，每当一些研究生和我讨论学术问题以后，有些学生的感谢态度使我觉得惭愧：学生和年纪大一些的人讨论学术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只能想像，有些学校有些老师和学生交流很不多，才会导致学生觉得能得到讨论学术的机会是特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