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相对生产过剩还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高鸿业曾提出过这样的警告：“大学毕业生过多往往会成为妨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一部分人上不了大学和大学毕业而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同样都会感到不满，可能影响社会安定。但后者(一批自认为是社会精英的分子——大学毕业生)的能量大得多，其不满的危险更大。要警惕盲目发展高等教育而培养出一批社会的反对者。”[2](P71-72)此话发人深省。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造反运动(如农民起义)大多有失意的或者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参与组织发动和领导。
高等教育的盲目膨胀，必将导致质量下降，必将造成严重的浪费，甚至会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取得的成绩，破坏现有的基础。同时，高等教育的膨胀还会使已经紧张的经费更显不足。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发展高等教育，就不得不把经济负担转嫁到学生及其家长身上。许多穷人家的子弟可能因为贫穷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或者因为贫穷使大学学习受到严重影响。高校的盲目扩招和高收费使高校的贫困学生激增。当然，这与广大底层民众的收入较低也是有关系的。贫困生问题已是高校一个不轻的伤痛。那种把高校扩招当作“扩大内需”的手段的理论和行为实在是误教、误民、误国!正是高校的盲目扩招和高收费缩小(降低)了许多大学生家庭的“内需”。
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弊端的教训值得我国认真借鉴。我国应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弊端之覆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增加教育机会是发达国家的主要政策目标，这推动了教育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受高等教育者的数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种数量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忽视质量为代价的。以机会均等为原则的高等教育民主化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一些新矛盾：如英才教育与大众教育、增加数量与保证和提高质量、机会均等与结果均等、教育平等与社会平等、扩大高等教育与政府的财政能力及劳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等等矛盾。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教育质量问题日益突出，而且人们把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力素质下降同教育质量问题联系起来;加上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使扩充教育数量的压力减轻，这些因素促使发达国家把教育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特别是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各国政府普遍开始削减高等教育支出，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日益严重，从而使各国不得不调整高等教育的方针。如美国自1980年开始在强调继续扩大高等教育数量的同时，提出要“全力以赴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法国1981年提出高等教育在坚持民主化原则的同时，还必须贯彻现代化和职业化的原则，以提高质量。许多国家的历史都说明了高等教育经历了数量增长→质量下降→控制数量→提高质量这样的发展过程。[3](P81)
笔者认为，西方的高等教育由于基础较好，经得起“质量下降”的折腾和冲击，但中国由于高等教育的质量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因此经不起“质量下降”的折腾和冲击。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急于要改变落后面貌，竟违背教育的客观规律，急功近利，急躁冒进，搞短期行为，不顾本国客观条件发展教育事业。例如印度在1950—1957年间，教育支出增长了13.4倍，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8%增至2.8%，高等学校在校生从40万增至261万，增加5.5倍。然而在教育急剧发展的同时，印度的就业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日趋严重，失业人数持续增长。据印度经济学家估算，在印度的失业者中，近2/3具有一定文化教育水平。不仅受教育者的失业率高于文盲，而且学历越高，失业率也越高。如1974年具有大学本科以下学历者失业率为13%，而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的失业率却高达15%。这种急躁冒进的行为必然导致教育效益差、质量低的后果。印度的这一教训值得我国认真吸取。
高等教育的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永恒主题。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切忌盲目冒进，违背教育规律，一定要重视质量，坚持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外延式发展为辅的模式。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中，质量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进行监控，有必要及时确立科学的、具有时代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并建立相应的质量评价体系，以此来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
人们已经感受到了近几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带来的弊端，并预感到将出现的严重问题，但为什么一些人仍然还在盲目追求高速发展呢?实在令人深思。坏的市场经济导致了教育被产业化、商业化。高等教育的盲目扩招正是高等教育产业化、商业化的结果。高等教育的盲目扩招很有可能培养出更多的社会反叛者，而不大可能培养出更多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最近几年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说，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一方面，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却人才紧缺。
内涵式发展为主、外延式发展为辅的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有效发展模式。所谓有效发展，是一种着眼于发展的质量和有效性、强调发展过程平稳递进而不是盲目冒进的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表明，从提高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的角度看，要提高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应该走一条“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即主要通过挖掘现有学校的办学潜力，优化教育结构，提高现有学校的内部效率和质量，适当扩大现有学校的招生数量来实现总体规模的扩张。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学校规模的扩张并不必然就带来内部效率的提高，在扩张规模时必须注意防止质量下滑。
我国高等教育的关键问题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教育质量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水平。办学必须讲究质量和效益，没有质量和效益就是严重的浪费和损失。质量与效益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
与外延式发展模式注重发展的规模、数量、速度不同，内涵式发展模式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有效性，即在一定条件下，使发展产生最好的质量和效益。它的重点是质量和效益，而不是速度和规模。高速度增长不一定是有质量、有效的发展，低速度的增长也不一定是有质量、有效的发展，高低速度之间的平均速度，同样不一定是有质量、有效的发展。内涵式发展模式的立足点已超越了速度问题，它以更为合理的思路来把握发展与速度、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它把速度看作一个外在的东西，而并非发展本身。速度是由发展的质量和有效性所决定的。没有质量和效益的速度不能导致发展，相反，只会导致倒退和某种破坏。有质量和效益的速度才是发展。内涵式发展模式追求的是质量和效益，并且是较高的质量和效益。它既可以节约高等教育投资，又可改善现有办学条件，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应该贯彻国家提出的“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讲求效益”的方针，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应该采取内涵式发展模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保证我国高等教育在扩招后的教育质量，是政府、社会和高等学校共同关心的问题。高校适当的扩招是有必要的，但盲目扩招必将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办学效益下降，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和损失。因此，高校扩招必须适度，不能盲目冒进，必须遵循教育规律。
高等院校有着不同于经济或物质生产部门的许多特性。高等院校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规模并不等于有效益。高等学校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导致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只是为这种提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如果扩大后的高等院校仅仅是原有小规模、低水平的高等院校的简单合并或复制放大，高等院校的内部资源在分配和使用上不合理，那么规模在改善办学条件上的积极作用将被抵消。
高等教育的有效发展模式要求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即资源的配置要有利于提高效益。对于处在经费严重短缺状态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资源的有效配置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国家在对高等教育进行拨款投资的时候，应该认真考虑拨款投资的效益问题，并采取适当手段，在拨款投资方式中引入激励机制，鼓励高等院校追求质量和效益，惩罚那些质量差、效益差的院校。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应适当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倾斜。地方政府也应当加大对高等院校的投入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兴办教育比盖高楼大厦(宾馆、酒店之类)、修铁路、高速公路、大型水(火)电站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