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考生在两种论点中选其一种作题，这本身固然就包含着让考生独立判断与选择的成分，但第42题又仅此而已。此题如果拟定在5年以前，拟定在教材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说得模棱两可或者基本否定之时，无疑堪称不可多得的好题目，可望选择第1种观点的考生突破教材的框框，从近代历史潮流与现实生活的现代化建设之感召中重新评判洋务运动，从而写出新意。此题拟定在新教材已使用数年的今日，其创新意义与实际效果就难免稍打折扣。

其次，“评分说明”也不曾体现对考生“独立思考能力”或创见的示范与要求。

“评分说明”云：

“下面列出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理由各若干项，作为评分的参照。考生答卷中的主要方面(积极或消极)各项得分不得超过9分，次要方面(消极或积极)各项得分不得超过4分。如考生有别的看法，并有合理的发挥或创见，可以参见以下示例酌情评分，合计不得超过13分。

①积极方面：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3分);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近代科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2分);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2分);诱导和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2分);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2分)。

②消极方面：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3分);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2分);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2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2分);经营管理腐败(2分)。

文字表述(1分)：文句基本通顺，思路清晰，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不混淆颠倒。”

上述11项计分要点显然还难以贯彻命题组“旨在考查独立思考能力”的意图。

先拿“积极方面”的计分要点来说，前4项均取自教材，无须独立思考。考生如果选定以“积极方面”为主，只要按教材答出这4项，即可得该类要点的全分(9分)。第5项虽在教材中尚无现成的概括，但许多考生也不难答出自己所熟悉的洋务官僚办新式学堂、派幼童留美等教育举措，从而向该要点靠拢，可望像绿荫场上的替补队员一样，弥补前4项所答之不足。况且，若从考生独立思考的角度着眼，其中有的计分要点虽与教材一致，却并不十分规范，需要斟酌。例如，以军事工业为先导的洋务运动之于近代国防建设(包括创建海军)的积极作用在“评分说明”中不曾有所体现，只在“消极作用”中作出规定，要求考生答出“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把洋务运动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抵制局限于“外国经济势力”的抵制，均有欠精确和全面，从而影响少数确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考生在此类要点上得分。有一部分考生十分熟悉曾国藩在强调购买与仿制西洋船炮之必要性时说过的一句话：“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进而答曰：洋务运动的兴起既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也有抵抗西方侵略的一面，而且后者并非可有可无。显然，这一部分考生已不满足于教材上的论点，其见解虽与评分标准相左，却显得言之有据，理当得分(甚至可列入创见之例给予高分)。这是因为，至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构成之一，本来就具备对内与对外两种职能，至于以何种为主，当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二者不可偏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所创导的洋务运动不是发生在“天京事变”发生前洪杨起义军高潮迭起和锐不可挡之时，却恰恰发生在太平天国已经江河日下而英法联军势不可挡乃至血洗京师之际，其对内职能与对外职能究竟谁主谁次，就值得我们推敲。应该说，曾国藩所称“勤远略”之“远”，并非“遥远”之意，而是“长远”之意与“根本”之意。再过十年，曾国藩目睹“海国环伺，隐患方长”，视“御备强寇”“为第一要义”，其心境更是一目了然。曾国藩是如此，左宗棠、李鸿章、奕 ?等人也大致如此。

至于“消极方面”所列的要点，教材的概述付之阙如尚在其次，这些要点能否相对准确地概括洋务运动的“消极方面”，考生通过切实的独立思考之后能否靠近这些要点，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这一点，似乎也存在推敲的余地。

第一、从考分的分布角度来看，“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与“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所概括的似乎是同一个层面(政治属性)的内容，将二者并列计分，似有重复之嫌。

第二、上文已经提到，说“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还有待充分的论证。至于民用工业，它的发生固然与李鸿章等人基于军工产品的原料、燃料、经费与交通运输的考虑有关，但这与“为社会求富”并不矛盾，并不等于说李鸿章等人所创办的航运、纺织、煤矿、冶炼、电报、铁路等民用工业与“为社会求富”毫不相干。

第三、回答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应当着重从洋务运动本身的负面效果中去寻找，看它究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哪些危害与不良后果。“评分说明”所列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目的等项，即使完全符合事实，也很难直接说明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因为目的与结果毕竟是两回事。基于同样的道理，将“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也定作“消极作用”，并且列为榜首，其考分还高于其他4项，也显得不大合适。把洋务运动“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视为“消极作用”，言下之意就是希望洋务运动不由清朝官办，希望曾、左、李辈不去维护清朝的统治，这显然类似于超时空的想象，或者说近乎对历史的苛求。在答题中，多数考生无疑都能揣摩出命题者和阅卷者的主观意图，都对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大加声讨，而且很容易得高分，却反映了一种貌似历史唯物主义实则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抵牾的思维定势，亟待适当纠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还强调：“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地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关于不要经济范畴人格化的个人之于自身的阶级关系与相关利益负责的见解和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创造历史的见解没有异议，那么，就不必将曾国藩辈旨在维护清朝统治算在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帐本上，除非我们认定曾国藩辈可以为别的统治服务而发起洋务运动。其实，曾国藩辈的反动，充其量体现在对农民起义的反动，却并不体现在对近代历史潮流的反动，“变成资产者”(《共产党宣言》)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落后国家的最大的政治。至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能否算作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一部分，能否以成败论英雄式地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去冲淡或贬低曾、左、李辈为国家的富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有待进一步考虑。

三、且看独立思考者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统治的问题，在我所评阅的3500分左右的考卷中，有3名考生对命题组和阅卷人都提出了挑战。考生之一答曰：“作为统治阶级开展的洋务运动，当然不可能要求他们脱离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考生之二说：“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提出超阶级的手段和方法，只能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进行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考生之三云：“甲午战争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习惯上常把洋务派的这一失败归咎于他们只倡导学习西方器物，而没有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我认为，从当时洋务派所处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言，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意识到)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是超越了其社会基础和阶级本性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洋务派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其只能意识到西方科技的进步性，他们能够以改革的眼光发展洋务企业，体现了其爱国思想和改革气魄，从大方面而言，是积极的……。”

尽管这3名考生所答并非字字句句都很准确和全面，但可以断言，只有此类考生才真正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既有针对性，又不乏说服力，理当予以关注和鼓励。遗憾的是，评分标准并不曾向这此类考生伸出拥抱之手，更不曾确保他们与为数甚多的死记硬背者和应试能手们拉开距离。即使那一分数量很少的机动分，也并非专为这些独立思考者而设，只要“文字基本通顺，思路清晰”即可，近乎大锅饭。欲期给他们加分，颇费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