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能部门在每个阶段选择一个行动向量?a=(a?1,a?2,a?3,…,a?n)?T?，成本为?c(a)?，在行动中合规使用财政资金的中央政府收益为?Q?，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职能部门收益为?G?。而且，对中央政府来说，其收益可能较高，为?Q?H?，也可能较低，为?Q?L?。由于违规使用财政资金有多种形式，产生的价值也有高低之分，假设?Q?H>Q?L>G?H>G?L?。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因为违规使用财政资金产生最高的收益不可能比合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最低收益高。职能部门行为影响收益高低的实现：实现?Q?H?的可能性为?q(a?)，实现?Q?L?的可能性为?1-q(a)?;实现?G?H?的可能性为?p(a)?，实现?G?L?的可能性为?1-p(a)?。

若给定职能部门的行动，使用财政资金实现收益则是有条件的。假设?c(0)=0，p(0)=0，q(0)=0?，即职能部门不行动，没有成本也没有机会实现收益，令Δ?Q=Q?H-Q?L?;Δ?G=G?H-G?L?。

令中央政府满意的职能部门最优行动?a?*?须满足下式的最大化，即扣除行动成本之后的预期收益

?S?*=Q?L+q(a?*)?Δ?Q-c(a?*)?。

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影响职能部门的行动选择，即财政资金使用的独立性。如果职能部门独立拥有财政资金使用的权力，他们可以和中央政府进行讨价还价。我们知道，尽管中央政府与职能部门在政治上有从属关系，但预算审核通过后，预算资金的使用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本文假设行动?a?只有职能部门自己知道，是不可观察的变量，行动(也包含外部条件变量)是契约的状态依存变量，是不可能外部执行的。此外，中央政府和职能部门都能观察到实现了的?Q和G?。

为了简化问题，假设职能部门的行动由两种行动构成：?a=(a?1,a?2)?T?，生产可能性函?数q(a)和p(a)分别是：q(a)=q?1a?1+q?2a?2;p(a)=p?1a?1+p?2a?2?。

其中，?q?1,q?2,a?1,a?2≥0?。这包含两个基本情况：(1)单维度的努力(?q?2=p?2=0?)，增加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高价值(?G?H?)的努力，也增加对中央政府而言的高价值(?Q?H?)的可能性;(2)多任务努力(?q?2=p?1=0?)。在这里，职能部门需付出较大成本影响价值?G?，且这时对?Q?没有效应，因此会严格减少总合作剩余。

首先假设不存在审计监督，以“中央政府+预算机制+职能部门”为基本构架。以预算关系联结的中央政府和职能部门是通过政府预算机制的契约方式工作的，尽管他们之间在政治上具有较强的依附性，但在经济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般职能部门的财政预算通过审核后，预算资金的使用权也是很明确的。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职能部门只要按照预算约定的事项使用财政资金，中央政府则很少干预职能部门。因此，职能部门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使得该模式下公共租金耗费很低。但是，这种模式所依托的仅仅是年度预算。年度预算即为短期契约，这种契约期限短，容易发生变化，因而职能部门的调整较为频繁。由于违约收益经常高于违约成本，职能部门极易发生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现象。短期契约的特征决定了这种模式的不稳定性和履约的风险性。由于有限理性，职能部门不可能预计到每年度将要发生的所有事项，财政年度预算束缚了职能部门的行动。中央政府如果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进行跟踪监督，就会产生较高的监督成本。另外，当前财政预算机制中事权与财权不对称，预算安排不足，这使一些部门以较小的财权承担过多的事权，财力十分困难，违法违规不得已而为之[4]。因此，目前的预算机制较难约束职能部门的违规行为。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契约规制下政府审计屡审屡犯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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