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公司治理理论中，Leibenstein(1987)指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只能是一种极端的个别的情况。个体一方面具有努力追求最大化的理性倾向，同时也具有不努力追求最大化的非理性倾向，追求最大化原则只能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某些条件下采取的特定的行为特征。这就表明公司投资决策受到股东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因素的影响较大。而投资者行为的心理分析方面，Kahneman和Riepe(1998)还指出人们普遍有“乐观主义”的倾向，由于乐观主义，投资者经常自视过高，同时经常低估风险，相信坏的投资结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21]。Kahneman和Riepe(1998)、Shefrin(2000)都认为:过度自信和乐观的投资者常常会对事情的发展不如预期而感到惊讶。同时，他们还会夸大自己对局面的控制能力，产生“控制幻觉”[22]。

财务金融学理论认为，公司管理者非效率化的投资决策并不一定是公司治理低效和激励不足带来的，而是由管理者自身的心理因素和决策行为特质决定的。因此，非完全理性的管理者，普遍存在过度乐观和过度自信两种情绪。希顿(J.B.Heaton,1998)证明了过分自信模型不仅能够揭示过度投资的倾向，而且可以用于分析与高成本的外部融资模式相关的流动性约束形式。这表明，当管理层对公司前景过于乐观时，而股价又常常被低估，所以他们不愿意发行新股，则外部权益融资就变得很少，投资数量就会随内部资金的增多而加大。

Malmendier 和 Tate(2001)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讨论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与投资——现金流弹性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普遍有很高的投资——现金流弹性，原因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了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盈利能力，即使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在内部资金可以使用的情况下，他们会增加投资，包括过度投资项目。

(二)国内研究动态简介：

经过对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文宏(1999)、赵守国和王炎炎(1999)等人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现有治理结构环境下，缺乏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23]。袁国良(1999)通过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实证分析，认为股权融资成本的“软约束”使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很低，因而对投资项目评价时，折现率的要求也很低，企业就有无限动力通过股权融资进行大规模过度投资，而做出过度投资的决策[24]。刘朝晖(2002)通过建立控股股东与证券市场之间相互博弈的微观经济模型讨论控股股东非效率投资决策的动因和模式。该模型指出，控股股东通过自身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进行外部套利的行为动机来自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控股股东对外部收益的追求将导致上市公司进行非效率投资，最终走向崩溃[25]。

潘敏(2002)则采用模型分析的方法对信息不对称影响公司投资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制度安排也是影响公司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26]。沈艺峰(2002)通过检验配股的市场反应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确存在自由现金流问题[27]。饶育蕾、汪玉英(2006)从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