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结构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表征指标选取

在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之前，必须确定用什么指标来测度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当然，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状态，用于测度其发展的指标也不一样。不少人是从Juster 提出的幸福指数开始了解社会指标的，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同的指标很难客观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指数”。Raymond Bauer是最早对社会指标、社会报告、社会系数方面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其在《Social Indicators》中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选择了健康、教育、运输、住房、劳动、城市发展和其他公共部门发展等指标用以进行社会发展分析。同时在国际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或机构，根据自身研究主体和对象的不同，所界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指标体系设置时，尤其在社会发展指标中都会提到福利、生活质量、教育和就业等。如欧洲议会将社会发展指标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卫生健康和民主、自然资源和收入分布、公民权利和参与度、就业和教育、文化、住房、福利、犯罪等。

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并且也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所采纳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其是巴基斯坦经济学家Mahbub ul Haq在1990年提出的，旨在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从国民收入核算转向人类实际幸福感。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寿命、识字率和生活水平(个人GDP或购买力平价)。但是自其被提出以来，受到很多的质疑，因为在其中，教育和收入的比重过大，而忽略了生态环境和道德，但它仍是应用最广泛的指数之一。

本文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的选取中基于以下原则：指标必须合法且具有可靠性、代表性、及时性，指标要容易解读、具有分析的作用、反映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同时指标的选择必须具有政策关联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反映“产业演进、产出增长、效率表征”，社会发展指标则应恪守“经济发展惠及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支撑经济发展”原则。

综合文献，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及相关统计数据，本文选择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假设

Francois指出，区分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用结构模型处理隐含的或者是显性的关系，而不是利用简化形式的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复杂的分析。为探究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遵从提出假设→验证假设→解释问题范式。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假设如图1所示。

图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假设：H1：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间有正相关关系;H2：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负相关关系;H3：社会结构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4：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5：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6：人口素质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7：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模型

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

三、基于实证结果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

(一)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及其主要影响因子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如方程(12)～(16)所示。变量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包括直接效应还包括间接效应，二者之和为总效应。根据Bollen的研究，影响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强度可通过估计潜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系数和总影响系数来获得。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用路径系数来衡量(表2中的因子载荷值);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通过一个或几个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间接影响，当只有一个中介变量时，间接效应大小是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本文潜变量之间影响效应，如图1和表2所示，其结果如表4所示。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主要原因度分析

1.经济效益之于其他

经济效益因子在本文中是用人均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它对经济增长(0992)、生活质量(0746)、人口素质(0491)、社会稳定(0383)以及社会结构(0247)皆有正向的拉动关系。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屡屡引发民众对税负的指责和有关专家对中国宏观税负与世界平均水平的解释。财政部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高达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税收占GDP的比重超过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且在2010年9月上调个税免征额之后，个税整体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本文无意解释中国税负高低，只是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看，经济效益因子/财政收入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无需赘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三驾马车，而内需一直未能在GDP的增长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且消费占GDP比重在近10年呈现连续下滑的态势;当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财政收入则是政府最大的弹药库。纵观历年数据，中国30多年的经济以两位数高速增长，但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国内经济增长，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由此可见，本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解释了中国经济社会(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强势政府)的过去发展。但是，财政收入是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中最具影响力的“因子”，也寓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偏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改革目标。

2.产业结构之于其他

3.社会结构之于其他

本文用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测度社会结构，其对社会稳定总效应为0917，对人口素质总效应为0559。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619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前者只是后者的324%;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04%，城镇为36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无需赘述。

四、结论

基于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由7个主要方程所反映;依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影响力大小，经济效益、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是原因度最大的3个因子。

经济效益(由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因子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影响，解释了政府投资是过去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时过境迁，中国发展还应回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轨道上来。

效率低下的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结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提升的最大制约，出路在于通过城镇化建设，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社会结构关系社会稳定与人口素质提高，中国现在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达到就业结构合理目的;增强政府社会服务功能，能促使中国“社会中间人群”壮大和社会结构向“橄榄型”发展。

注释：

① 参见JUSTER F. T. A framework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73，P3438。

② 参见RICHARD J. ESTES. Global change and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5，P25。

③ 参见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2005。

④ 参见LESLIE D. WILCOX，WM. ALEX MCNOUSH， JOHN CALLAGHAN. A Methodology for Indicator of Social Development. Iowa State：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owa Sta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74，P1516。

⑤ 参见IAN MORRIS. Social Development.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2010，P24。

⑥ 本文所用的283个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的数据资料，均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以及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各自2011年的统计年鉴。

⑦ Mueller认为单纯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样本大小至少在100以上，200以上更佳;如果从模型观测变量数来分析样本数目，则样本数与观测变量数的比例至少为10∶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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