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城镇化率的提高是双重转型的成果，同时也是继续实现双重转型的助推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化的进度是异常缓慢的，甚至在某些年份还出现了“反城镇化”的趋势，即不但不允许农民进城，而且还把一部分城市居民强制迁入农村。直到双重转型过程开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提高城镇化率已是大势所趋，这将是今后若干年内最有潜力的投资机会，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以较高的速度推进。

(八)双重转型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更主要是为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包括调动民间资本的潜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不是国家的方针。国家的方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他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进而形成双赢的格局。这是对国家最有利的。

以上八项经验，说明了中国双重转型之路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些经验总的说来表明了这样一点：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根据国情进行转型，什么经验都不会产生。

二、继续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

双重转型的任务，在中国至今尚未完成。改革需要深入，发展也需要继续，并双双登上新台阶。

那么，改革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仍同过去30多年一样，继续以体制转型来带动发展转型，即继续以改革促进发展，为发展开路。下面分三方面来论述：

(一)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

什么是内生力量?这是指一种体制及其所具有的机制所发生得作用。改革就是为了清除新体制或新机制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和阻力。

什么是外生力量?这是指外界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的某种力量，它从外界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或对经济活动进行刺激，或对经济活动进行抑制。改革就是为了把外生力量的干预减少到正常的程度，不要让外生力量的干预削弱体制及其具有的机制所产生的自我调节作用。

不妨以一个人的健康为例。一个人如果能健康地生活和工作，一定要有内生的机制的完善;如果生病了，自身内部调节机制是能够克服障碍和恢复健康的。外生力量就像必要的时候需要服药或动手术一样。相对于外生力量而言，内生力量毕竟是最重要的。

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的改革开放已进行30多年了，但内生力量还不健全，主要靠外生力量来调控经济。比如说，我国存在一种“投资冲动怪圈”的现象，从最近这几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各个单位都希望加速发展，因此要求增加投资，增加项目，增加信贷，这样，投资加大了，项目增多了，信贷扩张了，经济也就上去了，结果，发生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发生后，中央政府就依靠外生力量来压抑，地方政府感到困难，财政收入下降，产值下降，企业不振，就业也减少了，中央政府不得已再次启动外生力量调控，刺激经济，恢复经济快速增长。如此周而复始，一会儿经济上去了，一会儿经济又压缩了。这表明内在的机制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外生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内在力量。

继续推进改革，就是要完善体制，让体制所具有的机制发生应有的作用，让外生力量的调控成为辅助性的。

(二)阶段性成果和目标模式

从1979年至今，30多年，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些仅仅是阶段性成果，还不能称为已经实现了目标模式。我们的目标模式是明确的：从体制转型方面说，我们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转型方面说，我们的目标模式是实现工业化，建立现代化社会，使全国人民走向富裕，使和谐社会得以实现。改革要深化，发展要再接再厉，不可松懈，不可半途而废。中途停止下来，可能前功尽弃。

要知道，经济中很多问题不是靠宏观调控可以解决的，要靠改革的继续和深化。举一个例子：现在出现了“社会阶层凝固化”现象，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还不如刚改革之时。改革开放初期，77、78、79届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渠道是通畅的。社会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是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主要方式。然而现在，“社会阶层凝固化”造成了水平流动、特别是垂直流动渠道的堵塞，这又形成了另一种现象，即“职业世袭化”。比如说，父亲是农民工，儿子还是农民工，孙子以后也可能是农民工，这就是“社会阶层凝固化”和“职业世袭化”的表现。这种情况要通过体制转型才能解决，宏观调控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再说，城乡二元体制至今仍未消失。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围绕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而展开，这一改革至今已取得很大进展，当然还有些问题有待于继续解决。虽然城乡二元体制在过去这段时期多少有些松动，但基本上尚未解决。

城乡二元体制不同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而且今后较长时间内还会存在。但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1958年户口一分为二，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分开了，城乡被隔离开来，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都不得自由迁移。这种划分，基于使农民处于与城市隔绝的状态，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城市二元体制绝对不是依靠宏观经济调控就能消失的，一定要深化改革，才能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