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综述
通过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笔者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内部报告理论与体系的成果却很少，而以行政单位为专题进行探讨的则更少。 前人的内部报告研究可总结为两种观点———“控制观”和“报告观”。 “控制观”认为，内部报告的研究应该以管理控制为核心，研究重心在控制模式上，根本目的是对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控制。 “报告观”认为，内部报告的研究应该以报告信息为核心，研究重心在信息提供上，根本目的是向信息需求者提供与决策控制相关的信息。
（一） 国外的研究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ＩＰＳＡＳＢ）制定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ＩＰＳＡＳ）考虑到公共部门预算信息的重要性，特别制定了关于预算信息列示的准则，反映了财务会计信息与预算信息的适当协调。 在美国，政府内部管理和绩效评价需求因素有力地推动了联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会计的改革［２］。 而政府内部管理和绩效评价必须依赖充分适当的内部信息。 在英国，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政府部门更多地关注如何完整地披露产出与结果方面的财务信息，建立成本核算系统，并披露政府控制资源的价值与消耗等资产管理信息。 在政府会计管理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采用了较完善的信息系统，能够提供不同口径和角度的财务报告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３］。 在新西兰，１９９４年 ６月通过《财政责任法案》（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该法案的目的在于要求政府建立准确、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提供整体、全面的财务信息，并定期公布其长短期的财政计划，以稳定政府开支和持续减少政府债务［４］。 在法国，中央会计系统和政府预算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一直受到批评，原因之一是现行系统不能有效地支持公共管理，会计记录和预算拨款的分类方法难以计算出公共服务的成本，也阻碍了中央政府和议会了解公共服务的效率情况。 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法国的公共支出不断增长，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公共服务成本的计算和公共支出效率的衡量显得日益迫切［５］。 法国在政府会计改革中引入了权责发生制，这样不但能使政府真实、公允地对外进行财务报告，而且可以支持内部财务管理，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成本会计体系，提高资源的使用效果［６］。由上述可见，就公共部门领域而言，国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内部报告”这一概念，但是对应属于内部报告承载信息的研究散见于有关公共部门改革的讨论中。
（二） 国内的研究
李红兵指出，我国财政周转金会计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外部报告为主的报告系统不能满足内部管理对信息的广泛需求，会计信息存在滞后性，这是行政单位会计信息报告中非常典型的问题。对此，李红兵提出了对策，指出报告系统既包括领导层使用的总括报告，又包括方便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工作的详细报告；既要反映满盘资金情况，又要反映单项资金情况；既要提供期间信息，又应反映时点信息［７］。 进入 ２１世纪，计算机的普遍应用及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为解决会计信息的多维需求和信息滞后性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张佩等人指出了在信息化时代下构建实时对内报告系统的必要性，并且认为实时对内报告系统并不只是指对内管理报告，它还包括有助于管理当局经营决策需要的全部信息。 基于事项法的理论基础，作者提出了一个构建实时对内报告系统的简单设想［８］。 于增彪认为，我国企业上下级之间信息不对称是预算失败的原因之一，下级总是比上级更多地了解与预算相关的信息，下级利用这种多了解的信息即“私有信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预算松弛”（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Ｓｌａｃｋ）［９］。 张先治认为会计相关性要求财务报告改进和内部报告体系创新，他根据会计相关性的要求探讨了企业内部报告的构建问题，并构建了内部报告的四大系统，即资本经营报告系统、资产经营报告系统、商品经营报告系统和生产经营报告系统［１０］。 黄宁、王祥森则从内部报告制度的定位、设计、执行、维护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１１］。 丁岚认为内部报告的实质是管理控制中的反馈控制，她还论述了内部报告在预算控制中的应用［１２］。 王月晗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内部报告，为内部管理业绩评价体系服务［１３］。 哈维超、周亚夫等人指出医疗机构利用内部报告系统对于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有效避免医疗差错与纠纷、保障医疗机构的医疗安全和质量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并初步探讨了医疗不良事件内部报告系统的建立等问题［１４］。
由上述可见，目前国内对内部报告的研究侧重于企业，而对行政单位的研究严重滞后，研究成果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