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主要结论与局限

(一)主要结论本文通过参数检验与多元回归分析，对审计委员会基本特征与审计委员会的行为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包括：

首先，相比于2007年，2010年审计委员会沟通方式中的“审计现场”、“见面会”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比率都有大幅增加。相比于其他沟通方式，审计现场沟通和见面会沟通更具效果，也意味着审计委员会的行为更为积极。虽然，公司披露的审计委员会与注册会计师的沟通方式越多，并不意味着审计委员会对年报的参与和沟通质量越高(吴溪等，2011)。但是，如果上市公司整体沟通方式增多时，就不能将其归因于处理异常问题，而更多可能是沟通质量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审计委员会的行为效率有所提高。

第二，以审计委员会的基本特征作为审计委员会行为的替代变量去分析审计委员会的治理功效是值得推敲的。审计委员会基本特征及行为具有一定相关性，并且在参数检数时都比较显着。

但是，在多元回归分析时，除公式(1)中的独立董事比例(COMNP)和公式(2)中的审计委员会主席的来源(AUDCHA)外，审计委员会基本特征都未通过显着检验。这说明审计委员会基本特征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其行为，但其解释力度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应慎重使用审计委员会的基本特征去评价审计委员会的功效。

第三，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一直被认为是审计委员会质量较高的代理变量。但本文却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较高反而不利于与注册会计师的沟通(沟通方式更多采用非现场沟通)与审计委员会内部的沟通(审计委员会会议)。虽然本文尚不足以判断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比例过高一定会降低审计委员会的治理功效，但至少能够说明独立董事的存在也许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独立性的同时，却降低了沟通效率。

研究局限首先，由于审计委员会的基本特征及行为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导致多元回归分析时样本只有53家，从而其结论的说服力有所下降。今后，随审计委员会信息披露信息的不断丰富，研究样本的大幅增加，在此基础上的研究会更具可靠性。第二，审计委员会的沟通行为及会议次数仅是的两个最易从公开数据获取的审计委员会行为代理变量。沟通行为及会议次数本身是否能够反映审计委员会的行为效率，也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总结：审计委员会行为与基本特征相关性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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