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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的隐性知识转移机制实证分析

2013-08-20

  网络规模指社会网络中联系数量的多少。Reagans与McEvily(2003)强调,网络规模可以影响人们表达不同专业的复杂知识的能力,并且在规模大的网络中部门成员之间可以建立众多的直接联系,网络中的知识丰富程度随之提高,知识量也随之增加,Cohen与Levinthal(1990)指出,一定程度的冗余知识对于发展跨部门吸收知识的能力十分必要。通过规模大的网络,成员可以了解到不同的观点和技能,建立共同的知识基础,从而缩短彼此间的知识距离,使得知识接受者就可以很容易吸收知识提供者转移的知识。因此假设:
 
  H6:网络规模越大,知识吸收能力越强。 
  个体吸收能力是指受体认识外部信息的价值、吸收该信息并加以应用的能力。Szulanski(1996)发现个体吸收能力会影响组织内最佳实践的转移。这表明个体知识吸收能力与知识转移效果相关,强的吸收能力有利于提高知识转移的效果。Szulanski(2000)在后期的研究中发现在知识转移的执行阶段,接受者的吸收能力影响知识转移的效率。部门问的知识吸收是要靠个人能力实现的。知识吸收能力强能使知识接受者很容易吸收、应用新知识,从而提高知识转移效果。因此假设: 
  H7:知识吸收能力越强,越有利于隐性知识转移。  

2 研究方法 
   
  2.1 建构定义及测量 
  知识转移效果体现为知识需求者可以及时寻找到所需知识,并能顺利从知识拥有者流向接受者,把有效的知识应用到需要的环境中,提高知识的使用效率。参照Goh(2001)、Marquardt(2002)和邱昭良(2003)的研究,本文采用8个测量项对知识转移效果进行测量。 
  网络密度测量的是网络成员间进行知识交流的质量,侧重于互动的质上,反映的是员工之间的关系程度。网络密度越高,说明社会网络中的成员间的人际交流越密切,知识转移的渠道越丰富。网络密度的测量借鉴,rjosvold(1998)、沈瑶(2007)和赵延东(2002)的研究采用6个测量项进行测量。对于网络中心性主要选择测量网络的局部中心度,而且是对于位置的中心性。考虑到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个体地位、威望都比较高,在网络中具有更多的关系资源,比较容易听到各方意见,因此着重从个体所在网络地位和权威性的高低程度来衡量网络中心性。在结构洞的测量上,将其操作化为专业间的相互作用,主要考察个体是否处在不同部门形成的结构洞上,是否跨越结构洞进行知识交流,包括3个测量项。对网络规模的测量主要参考赵延东(2002)对武汉市下岗职工进行调查研究时使用过的网络规模维度,以及Batjargal(2001),Powell、Koput与Smith-Doerr(1996)Zhao与Aram(1995)对于网络规模的测量,结合本研究作了适当的修改。 
  吸收能力是指网络成员能够识别有价值的知识并加以吸收、利用、并转换成自己知识的能力,其测量项来自Cohen与Levinthal(1990),Senge(1992)Mowery(1996)等学者的研究,具体包括5个测量项。 
  知识转移动机主要从三方面来测量:个人成就感、声望以及名誉利益。人们对知识转移后的这三个方面的期望可以对个体知识转移起到激励作用。组织文化环境是指在这种环境中,大家都愿意将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知识转移行为是被大家认可的。具体测量项参照Goodman&Darr(1998),Starbuek(1992)和Leonard-Barton(1995)的研究。 
  2.2 数据收集 
  研究样本来自知识密集性行业——IT行业,选定软件园中的企业作为调研对象,因为软件园中的企业聚集在一起,更有可能发生合作行为。同时,IT行业具有技术更新快、隐性知识多、逻辑思维性强、团队合作性强以及企业人才主要由知识型员工构成等特点。 
  数据收集主要采用实地纸质发放问卷的方式,在大规模问卷发放之前,先在小范围内对问卷进行预测,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若干次修改。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93份,回收率为62%。对回收的93份问卷进行筛选,剔除存在有缺失项的和填写明显不认真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92份,有效回收率为98.9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部分主要包括性别、学历、年龄和从事本行业时间,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30岁,学历基本在大学本科及以上样本总体上符合对知识型员工的定位和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