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低端方式切入国际价值链的分工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升级。这主要是因为外包企业所在国(大多为发达国家)对代工企业的技术封锁或代工企业直接进口国外先进设备，而失去自主创新机会所致。诚然，很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也表明了跨国企业的FDI代工模式存在技术扩散效应，使学习效应在代工企业优先产生，但是，这种学习效应仅限于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无功能升级和部门升级，也就无法完成从OEM到ODM或OBM的升级，仅仅停留在贴牌生产上。

第三，对跨国企业的依赖性增加经济发生断层可能性。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GDP两位数的增速，中国作为典型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外贸依存度一直很高，2007年甚至逾70%。金融危机后，拉动内需的呼声开始水涨船高，因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道路是缓慢曲折的，加上头号大国美国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美国国内消费习惯的形成(对中国某些产品，尤其是很多生活必需品的依赖)难以改变，而中国的贸易又长期处于顺差，与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中美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过去的一件件反倾销案例和至今一直未解决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四，沿海企业的代工模式加大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使得中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东部地区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加工贸易，吸引大量中西部的农民工，在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国际分工可以通过吸收中西部的劳动力和原材料，通过国际贸易能够实现收入和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缩小地区差距。但是，在我东部沿海地区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了国际代工生产，其增长收益是偏向于资本、出口和政府的，这使得地区差距进一步加大。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多年来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多数年份都低于GDP、货物进出口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国际贸易获得的收入大多流向资本所有者——即资本所有者跨国公司、政府和某些垄断部门。

此外，沿海企业的代工模式，很多是以牺牲环境，浪费能源为代价的，这严重违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所以，综合上述，可以看出，中国以目前加工贸易方式加入国际贸易分工有碍中国的产业升级，有碍中国可持续发展，会使中国通过“煮青蛙”效应，最终限于“贫困增长”陷阱。

新形势中基于GVC的国内价值链的构建。

中国通过FDI参与国际贸易分工获得了巨大发展，弥补了发展初期由于资本不足、技术有限、国际认可度低的劣势，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今的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本，甚至出现流动性过剩，因此，中国的国际贸易分工出现了很大的机遇，新形势下中国急需抓住这一机会进行产业升级，或者产业的转移，以获得GVC的高端地位。

1.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从宏观层面来说，就是指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从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向环保节能的发展模式转变。

要完成产业升级的“蛙跳”，关键在于新技术。新技术可以来自于两个渠道，国外引入和国内创新。国外引进可以是直接购买专利，购买技术设备等，也可以以市场换技术，但是，很多国内外经验研究表明，以市场换技术为代表的引进模式有其局限性，不是产业升级最佳选择。而国内创新的模式才是实现产业升级最可取的，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所以，对于产业升级而言，如何创新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