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证研究
　　(一)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的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是为了考察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分析中国与整个欧盟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中国与欧盟GDP增长率的横向相关关系考察中国与欧盟经济同步性(syn—chronization)的强弱。
　　从相关分析来看，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大致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见图l和表1)，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一些全球性经济事件有关。从1973到1988年，中国与欧盟的相关系数由-0.77上升到0.47，从1989到1991年，由于西方的经济封锁，中国与欧盟整体经济波动呈现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91。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欧盟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从1992到1996年相互间经济波动相关性不断增强，仍呈现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47。从1997年到2001年，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的同步性仍持续增强，相关系数为-0.07。从2002年开始，无论中国经济还是欧盟经济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明显增强，相互间经济波动基本上都呈现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81。中国与欧盟单个国家经济波动的相关系数走势也大致相似。
　　对中国与欧盟GDP增长率数据间的横向相关关系的考察中(见表2)，一阶自相关表示了各自经济的持续性(Peristence)，经济的持续性表示下期的经济活动延续本期经济走势的趋势；标准差反映了各自经济的稳定性；横向相关关系则反映了中国与欧盟经济间同步性的强弱。表2显示，与欧盟多数国家经济相比，中国经济的持续性较强，中国GDP增长率的一阶自相关为0.38，欧盟GDP增长率的一阶自相关为0.20；中国经济的波动性较大，中国GDP增长率的标准差为3.49，欧盟GDP增长率的标准差为1.20。从横向相关关系来看，中国经济与多数欧盟国家经济呈现正的同步性。中国经济波动滞后于欧盟经济波动约三年时间，说明中国经济对欧盟经济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二)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与欧盟GDP增长率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考察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变量间的相关性是否属于伪相关问题。
　　在考察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我们对中国和欧盟各国GDP增长率时间序列进行了平稳性检验，ADF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序列都二阶平稳(鉴于篇幅，检验过程从略)。格兰杰因果检验滞后项的选择参照SIC(schwarz lnfo Criterion)值，检验结果见表3显示，中国GDP与欧盟整体GDP相互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中国GDP是英国、荷兰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中国GDP是英国和荷兰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希腊、葡萄牙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希腊、葡萄牙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其他国家的GDP与中国GDP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原因不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三)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
　　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仅反映中国和欧盟GDP波动的因果和长期均衡关系，为了更好地考察二者相互影响的路径，本文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考察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相互传导的动态路径。VAR模型考察变量间的关系时，其最大优点是不受先验经济理论的限制，直接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本身的特性进行研究，先验知识只用来考虑及选用纳入模型的经济变量。
　　基于中国GDP、欧盟GDP和双边贸易额的自然对数值服从一阶单整，以及各国贸易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1984—2007年中国GDP、整个欧盟GDP和双边贸易额建立VAR模型：
　　1，脉冲响应函数
　　在上述VAR模型基础上，再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若e发生变化，不仅导致各变量的当前值发生变化，而且还会通过当前值影响其未来取值。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这些影响的动态轨迹，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怎样通过模型影响到所有其它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
　　图2显示，欧盟GDP对其本身的新息冲击即刻就有反应并不断减弱，从第四年后冲击产生的影响为负，随后逐渐衰减直至消失。欧盟GDP对来自其他因素的新息冲击反应不明显，表明欧盟经济的运行更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欧盟GDP对来自中国GDP的新息冲击，刚开始为负向反应，随后不断增强，在第四年后达到最大，随后不断衰减并逐步消失；欧盟GDP对来自双边贸易新息冲击刚开始呈微弱的负向反应，随后不断增强，在第六期后逐步衰减直至消失。
　　中国GDP对其自身的新息冲击当期就有明显的正向反应，在第二年结束时变为负向反应，此后不断波动衰减；对来自双边贸易新息的冲击刚开始没有反应，随后不断增强，在第三年达到最大，表明中国GDP受双边贸易的影响是逐步增强的；对来自欧盟GDP新息冲击刚开始没有反应，随后变为负向反应，到第五年后才变为正向反应，这与中欧经济的竞争性有关。
　　双边贸易对来自自身新息冲击在第一年表现为正向反应，随后不断衰减直至消失；对来自欧盟GDP新息冲击在前四年都表现为负向反应，随后才转变为正向反应并逐步衰减，表明双边贸易受到欧盟经济的影响较大；对来自中国GDP新息冲击的反应刚开始为负，随后不断增强，在第一年结束时达到最大，随后不断衰减。表明中国经济对双边贸易的拉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期。
　　由此可见，欧盟GDP增长主要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欧盟GDP对中国GDP增长有较强的影响，但反向的影响则较弱；欧盟GDP对双边贸易的更多的表现为负向影响，这与欧盟近年来经济增长疲弱有关；中国GDP对双边贸易的拉动作用存在一年的滞后期。
　　2，方差分解
　　考察VAR模型时，还可以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其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共m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从而揭示对VAR模型变量产生影响的各随机干扰的相对重要程度。
　　根据估计得到VAR模型，我们分别对欧盟、中国和双边贸易的变化进行方差分解(见图3)。对欧盟GDP的方差分解显示，各因素的影响力在四年后逐步稳定，有大约85％的变化可以由其自身因素来解释；欧盟GDP的变化中，可以由双边贸易解释的部分很小，可见双边贸易对欧盟经济的影响较弱。欧盟经济增长中，中国GDP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强，能由中国GDP解释的部分约为10％。这表明欧盟经济更多地是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中国GDP和双边贸易对欧盟经济的影响较小。
　　中国GDP的方差分解中，约为55％的影响可由自身因素来解释，由欧盟和双边贸易因素解释的部分别为30％和15％。中国经济增长来自欧盟自由贸易区GDP和双边贸易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强。
　　双边贸易的方差分解中，可由欧盟GDP解释的部分不断上升，最后约为45％，由中国GDP所解释的部分保持稳定，约占20％，双边贸易来自其自身的影响不断衰减，最后约为35％。表明双边贸易的增长受欧盟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这与欧盟需求对双边贸易的巨大影响密切相关；